心居之所，是为书房。书房养心，读书养性，人和书房一起生长，相互给予，自然勾勒，每间书房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灵魂。

　　贵阳网推出《走进名家书房》专栏，让读者得以一窥名家们的书房一角。他们的书房各异，有的规划整齐，排书有序；有的“杂乱无章”，书籍遍野；有的热爱收集，藏品丰富……在书房里，他们爬书山、涉书海，乐此不疲。走进名家书房，探寻阅读奥秘，品味人生故事。

　　钱志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年生于温州乐清。现任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刘禹锡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国学研究》编委等。著有《中国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陶渊明传》《唐诗近体源流》《魏晋诗歌艺术原论》《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等。

　　钱志熙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温州乐清人，和我是同乡。虽然我们都在北京居住很多年，但见面一说话，熟悉的“温普”格外让人亲切。

　　钱志熙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史，着重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段，但他对前面的先秦两汉和后面的两宋也有较多涉猎。同时，他比较重视与文学相关的思想史的一些问题。这么大跨度的学术领域，自然其书房规模也相当惊人。爱书之人一走入这弥漫着古典气息的书房，有股如沐春风的舒畅。他家的好几个房间都摆着成排的书柜。入门第一个书架全是线装古籍，这些旧书有一小部分是他祖父留下的启蒙读物，虽然有些残破，但这些百多年前的书籍带着亲情和温度。

　　钱志熙教授新出的诗词集题为《绿涛室诗词集》，我姑且把他的书房称为绿涛室吧。绿涛室摆放的书籍照我看基本是“编年体”格局，从先秦一直到清代。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是重点，这几个断代的书比较多。涉及黄庭坚、李白、陶渊明等几位的书比较丰富。钱教授说：“像陶渊明、李白这样的诗人，他们一个人的相关书籍，都可以单独装满一个书房。”

　　书架上面还堆着很多全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词》《南怀瑾全集》《夏承焘全集》等等。小说与戏剧不是他研究的专长，但这方面的书他也不少。大体说，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史料，差不多是齐全了。

　　还有几个单独的书架，专门存放“故乡之书”，历代温州文人的著作，以及关于乐清的著作等。《温州文献丛书》《温州文献丛刊》《温州文史资料》《温州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道光乐清县志》《雁荡山志》《瓯海轶闻》等等。《瓯海轶闻》除了新出版的外，还有一本方介堪题写书名的线装本，厚厚一叠。他说，用起来其实没有新版方便，但摸上去的感觉不一样。

　　除了书房四面墙满满的书，钱志熙教授的客厅和卧室也放满了书。书房里以古典文学也就是集部为主。客厅则是大部头的经部和诸子，包括属于子部的佛教如《藏要》、道教如《云笈七签》等书籍。卧室里也有一整面墙是书架，上面主要是史部著作，包括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

　　采访间隙，匆匆手绘“绿涛室”，钱教授题签手录陶渊明诗：“形迹凭化往 灵府长独闲”。这种恬淡与闲适，让人羡慕。再抄录《绿涛室诗词集》中钱教授的《闲居绝句》，以飨读者：

　　钱志熙：进门这一架子线装书，主要是在日本东京大学教书时买的，很多是和刻本，也有一些中国刻本，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古籍。

　　还有很少一部分是从老家乐清拿来的、我祖父留下的一些线装书，比如《幼学琼林》。我祖父有好几个版本的《幼学琼林》。那时候农村人读书，说起来就是《幼学琼林》《今古奇观》。这部《幼学琼林》原来有四册，现在已经不全了，只剩下两册。它可以说是少儿版百科类书，按照类书的体例，分为天文、地理、官职、亲属等等，用联语的方式将其串联起来。从“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者，上浮为天；气之重浊者，下沉于地；日月三光，谓之五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开始，小时候也没有刻意背诵，而是拣着亮眼的联句读，还有那些有趣故事的注释来看。

　　钱志熙：事实上，我的早期教育主要还是来自父亲。父亲虽然只上过三年学，但却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他的知识和文化主要来自后来的干农活与做小生意之暇的自学。父亲看的书都是祖父所藏的，主要是些说部与蒙学类的书，如《精忠说岳全传》《今古奇观》及《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

　　我这里还有一本民国版的《广注写信必读》，父亲大概预料到我以后会出远门，所以认为学会写信是必要的。他给我讲解这些尺牍，读了十几篇，不知道是因为自己懒惰，还是父亲过于劳累，我并没有将这本《广注写信必读》学完。

　　父亲还给我讲解和背诵的另一种读物是明代朱柏庐先生的《朱子治家格言》。在我记忆中，他对这本书很重视，好几次用工整的中楷抄写了，贴在墙壁上让我们背诵。他在讲解这篇格言文的时候心得最多，完全是从教诲我们成人的意图出发的。

　　钱志熙：我是1960年生人，1966年小学一年级，1976年高中毕业，1978年考上杭州大学中文系。那个年代读书没有任何负担，既没有考试压力，也没有升学的要求。后来选择走学术道路，现在想来跟小时候的阅读启蒙有一定关系。虽然小时候接触这些东西囫囵吞枣，但后来上大学后发现比一般同学在文言文方面还是有一些优势。

　　不过大一的时候，感觉城里的同学读过很多现代小说和外国小说，而自己现代小说只读过鲁迅。那时候老家乐清新华书店没有别的现代作家作品，只有鲁迅杂文集，就是那套白皮的“单行本”，当然还有马恩的著作，记得上中学时，还买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读博士时政治课还学了这本书。总之，外国文学除了几本苏联的小说，差不多都不知道。于是，大学第一年恶补了大量外国小说和中国现代小说，比如茅盾、巴金等等都是大一时候读的。外国小说也跟着读，但是太多了根本读不过来。

　　到了大二，决定选择自己比较有特长的古典文学为主要的学习内容。杭州大学在古代文学方面实力还是很强的。后来考研究生也确定为古代文学，我在杭州大学是唐宋文学方向，更偏向宋朝，硕士论的黄庭坚。

　　之所以选择黄庭坚，有几个原因，其一是他的作品比较难读，我性格上比较喜欢啃难一点的东西；另外呢，那时候黄庭坚研究刚刚兴起，在此之前，黄庭坚一直被批评为一种，认为他太过于注重形式。我们那一代做黄庭坚研究的有几位，除了我，还有南京大学的莫砺锋，四川大学的周裕锴等等。

　　绿茶：您的研究跨度大，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直至两宋，您是如何确定这些研究路径的。

　　钱志熙：到北京大学读博士时，我的方向是魏晋南北朝诗歌史，后来出版了《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一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成的。后来还出版了《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汉魏乐府艺术研究》《中国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等书。陶渊明是古人中我最服膺的，无论是人物还是艺术。谢灵运又有一种乡缘，所以魏晋南北朝作家中，我对陶、谢关注得比较多。出过《陶渊明传》《陶渊明经纬》。又因为同仁推我担任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所以这几年在李白研究上的投入也比较多一些。我的导师陈贻焮先生是唐诗专家，他的《杜甫评传》影响很大，最近又出了第三版。陈先生是仁厚长者，“平生不解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我受他的恩泽很深。

　　我对两宋文学研究从杭大开始，时断时续，除了黄庭坚，同时还研究江西诗派、江湖诗派、永嘉四灵等，各派的代表人物像江西诗派的陈师道，江湖诗派刘克庄，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等等。当然，我更关注历代温州文人，像薛季宣、叶适、王十朋等，甚至近代的词学家夏承焘等等，都是我关心和研究的对象。

　　钱志熙：先秦，是一个经典的时代，就是“六经”与诸子。这其中，按照我们今天狭义的文学概念，只有《诗经》和《楚辞》及传记文学的这一部分可以完全归入到文学史。当然，古人的看法不是这样的，他们理解“六经”是文学的源头。章学诚、刘勰认为后来的文学都是从儒家“六经”中出来的。到了汉代，辞赋、乐府诗兴起，而魏晋南北朝文学，则是一个文人诗传统的确立时期。没有魏晋南北朝文学，就没有以后唐代文学，没有唐诗登峰造极，也没有后来宋词的繁荣。这可见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要性。当然，文学史像一棵巨大的树，像一条又宽又长的江，像连绵不断的山脉，都是连在一起。

　　其二，理解魏晋南北朝文学，必须跟当时的思想和思潮结合起来，文学到了魏晋时期有了明显的独立性，尤其是魏晋时期主流的思想流派玄学和文学的结合，产生了玄言诗。这是魏晋时期独有的文学现象，当时的文人在社会上地位很高，文学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绿茶：理解不同时代的文学，非得把它放在时代的背景下，您如何理解文学和历史的关系。

　　钱志熙：如果从大的历史概念来讲，文学也属于历史的一部分，所有东西都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如果从小的概念来讲，历史主要研究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制度史、经济史等等，而文学往往被从历史研究中拿了出来，文学史主要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在做。

　　我的研究就是把文学放在历史的背景下研究，研究作家群体的形成，像我的《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就提了文人群体的概念，文人群体是在社会层面逐渐形成的，它除了跟文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同时也跟一定的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有关系，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是哪些人在从事文学创作，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促成了这个文人群体的形成。

　　比如魏晋时期，是门阀士族最兴盛的时期，门阀士族对魏晋时期的文学无疑是起着关键影响，像前面提到的玄言诗，代表人物多出自门阀士族。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谢灵运、谢朓，也都来自门阀士族，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门阀士族的人可以说是文学的主流，或者是离文学最近的人。当然，下一层的寒素族对文学的贡献也很大，甚至某些更出色，如左思、陶渊明、鲍照这样的诗人。

　　说到文学与史学的关系，我经常跟学生说，历史学家研究出来的历史成果是我们文学研究的基础。当文学史研究者进入历史去研究历史，其实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比如，我们关注文学家是如何生成的，这就是一个历史问题，但这个问题历史学界的人不怎么关心，他们更关心国家怎么运作、制度怎么发展以及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但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往往与文学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离不开历史研究。

　　绿茶：的确，我好几位朋友原先是文学研究者，现在都以文学研究的方法研究历史。

　　钱志熙：我的研究其实涉及到思想史的部分比较多，一开始研究黄庭坚，就得研究他跟禅宗的关系。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某种意义上都是思想家。陶渊明、李白、韩愈、黄庭坚、苏东坡绝对都可以算思想家，你可以说他们在思想创造方面可能没有程颐、程颢、朱熹他们那么突出，但不能不看到他们在思想甚至哲学方面的深厚造诣。

　　当然，这些问题跟现代学术的分流有关系。这种学术分流，其实是近百年以来逐渐形成的，学科分野越来越细，相互之间的融合就变得越来越难，也就无形之中造成了很多学科壁垒。比如说，一个文学研究者，他的论文就很难在哲学、历史类的学术刊物发表。我总是要求我的学生打开视野，不要只是局限在文学本身，要尽量能够学会处理文学和历史、文学和哲学、文学和其他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

　　绿茶：我看到您书房中有很多温州的、乐清的乡邦书籍和文献，老家的文学和历史也是您重要的研究领域吧。

　　钱志熙：是啊，我一直关心家乡的文史。2003年，参加温州社科联主办的一场“温州学”研讨会，从那时候开始，温州历代文人也成为我的研究兴趣之一。这些年，温州的很多文史研究者有在大学的也有在其他机构的，也在研究温州文献。我在回乡参加相关活动的过程中，结交了很多家乡文史界的专家，也都是很好的朋友。

　　地域研究的兴起，是近年学术上的一个新现象。对此，我一直很重视。它和学院研究可以起到相互影响的作用。我希望温州的文史研究不要走到制度化里，应该抱着更开放的态度，极力扩大挖掘力度。并且希望将来能有一家“温州文献书店”，专门收集和销售温州乡邦文献，让更多文史工作者能从中获得便利，引发更多的热情和研究兴趣。

　　钱志熙：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最重要的就是“读作品”。对于刚刚接触古代文学的人，可以先读一些流行的选本，包括《唐诗三百首》《宋词选》《魏晋南北朝诗歌选》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比较系统地出过一套。通过这些选本，可以对中国古代文学有基本的印象和框架认识，然后根据这个框架来读，比如你觉得对苏轼这个人很感兴趣，那就找来苏轼的集子读，慢慢地，比较系统地多读。

　　现在的人大多依赖于网络，想到一个作家，就上网搜他的作品，不是说这样读不好，但网络上的版本通常有很多错误。我的看法是，读作品，还是应该拿着书读，读纸质书和读网络书籍，那种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尤其是读古典文学。

　　一言以蔽之，学习古典文学就是要读作品，读经典，这是硬道理，作品读得多了，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尽量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