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居之所，是为书房。书房养心，读书养性，人和书房一起生长，相互给予，自然勾勒，每间书房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灵魂。

　　贵阳网推出《走进名家书房》专栏，让读者得以一窥名家们的书房一角。他们的书房各异，有的规划整齐，排书有序；有的“杂乱无章”，书籍遍野；有的热爱收集，藏品丰富……在书房里，他们爬书山、涉书海，乐此不疲。走进名家书房，探寻阅读奥秘，品味人生故事。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现定居于多伦多。代表作有《流年物语》《余震》《金山》《雁过藻溪》《劳燕》等。小说曾多次获得包括中国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台湾时报开卷好书奖，香港《红楼梦》全球海外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电影《唐山大地震》，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节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

　　张翎老师是我温州老乡，她很多作品以温州为背景，让人读来倍感亲切。比如《雁过藻溪》，书中出现的藻溪、金乡、平阳、鳌江、灵溪......这些地方是我成长中再熟悉不过的地标，在读的过程中，书中的人物在眼前晃来晃去，有着生动的画面感。

　　张翎老师旅居加拿大，主业是一名声音康复师，但创作量惊人，已先后出版了五六十部作品。张翎老师说，故乡是她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哪怕小说背景不发生在温州，故乡也是她每部小说的灵感落点。

　　张翎：我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是非常不健全的，那时虽酷爱读书，但是手边可以拿到的书极为有限，除了四大名著，就是几本在社会上流传的与革命史密切相关的中国小说和苏俄小说。应该说我的阅读史基本是在离开故乡上大学之后才开始的。

　　绿茶：温州在您的人生和写作中无疑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也是重要的文学营养之一，像《雁过藻溪》《劳燕》《空巢》《玉莲》等等，可否谈谈您的乡土观？

　　张翎：正像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韩敬群所说：“一个没有离开过故土的人是没有故土的”，乡土的概念只是针对离人而言的。一个人不可能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出生，总是需要有一种类似于根的归属感的。温州对我而言是让我产生“根”的幻觉的地方。我之所以说“幻觉”，是因为从地理意义上来说，温州早已不是我度过童年、少年的那个地方了。但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她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带给我“定位”感的地方。对温州的回忆充填着我每一个没有被事务占满的脑空间，成为我小说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也是我每一部小说灵感落地的地方（无论小说本身是否发生在温州）。

　　绿茶：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期对您的人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比如阅读方面，文学方面。

　　张翎：去复旦上学是我人生第一次独自离开故乡，也让我第一次有了“故乡”的概念。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多不是乡人的人，第一次见识到温州之外的文化习俗。在复旦求学时有过一些并不那么愉快的经历，但总的来说，复旦外文系开辟了我阅读的大门，把我原来单一语种、单一题材的贫瘠阅读经验，渐渐扩展到可以用两种语言阅读各种世界文学作品。现在想起来，那四年的求学经历对我的碰撞和启蒙意义非凡。

　　张翎：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似乎很难准确说出最初的文学启蒙点。从我稍稍记事起，我就对文学和写作充满好奇和兴趣，语文和作文课从一开始就是我最喜欢的课程。尽管我的文学梦想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困顿挣扎才得以实现，但成为作家是我从小到大坚定不移的人生目标。阅读在其中起的作用是复杂的——书籍是我汲取文学营养的一大源泉，但同时阅读也把我推入对自己写作的失望（甚至绝望）之中，因为越多深入世界文学库藏，我就越感觉自己离一个好作家的目标非常遥远，遥不可及。

　　张翎：我的书是在几十年不断搬家的过程中留下来的一些难得的纪念品。在长达二三十年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经处于相对飘泊的状况，在多个城市居住过，经常搬家，我的书是一路走一路丢的。我并未特别在意过书房的构建，直到这几年我才有意识地对现有的书进行归类整理。我的书房也是我的办公室、我的写作空间，所以我对这个空间的考虑，更多的是采光、安静程度、冷暖合宜这些较为实用的方面上。我希望这个空间是家中自成一体、最少受到打扰的地方。

　　张翎：我的藏书大致分为两大类：资料、工具型和文化营养型。按语种划分，中文书占大概三分之二，英文书占三分之一。但从作家国籍划分，外国作家占的比例较大，因为中文书中有许多是各种语言原著的中译本。

　　张翎：现当代中国作家可能会有鲁迅，沈从文，丁玲，萧红，张爱玲，余华，阿城，莫言，王安忆，张炜等；外国作家有海明威，马尔克斯，内博科夫，卡尔维诺，君特·格拉斯，萨拉马戈，阿莫司·奥兹，萨尔曼·拉什迪等。这些名字是随意泛上心头的，没有经过认真思考，既不全面也不完整。

　　绿茶：您的文学和思想底色来自哪些方面的影响？有没有具体的代表人物或作品？

　　张翎：很难定义哪一个作家或哪一本书具体在哪一方面影响了我，但我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有可能在某一点上影响了我。最近我反复读过的作品有《爱和黑暗的故事》（阿莫司·奥兹）；《午夜的孩子》（萨尔曼·拉什迪）；《祖先三部曲》（卡尔维诺）；《铁皮鼓》（君特·格拉斯）；《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海明威）等等。

　　绿茶：听说您刚刚写了一本英文小说，可否谈谈这部小说，以及为什么选择用英文写作？

　　张翎：这本书的题目是Where Waters Meet (暂译《水相连之处》)，以温州为背景，也是写战争和社会变迁带给人的记忆和创伤的，可以视为《劳燕》的姐妹篇。这本书得到了加拿大国家和安大略省两级的艺术基金。新近刚刚签署了这部小说和《余震》英译本两本书的“联体”合约，目前定下的推出日期是2023年2月。

　　选择用英文写作的原因是多重而复杂的，其中之一是想在这个年龄段给自己一个新的挑战。从中文到英文，不仅是换了一个语种，而且也是换了一种思维模式和文化氛围。写了二十几年中文小说，现在转到英文创作，从遣词造句到结构布局，是两种很不一样的经历。这个过程刺激着我，让我感受到一个人的可塑性其实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大。

　　张翎：这场旷日持久的瘟疫波及全球，我居住的多伦多已经经历了五波疫情高峰，数轮社交限制令。疫情修订了词典，改变了审美，重新定义了人际关系，没有人能逃得开去。我最近的一部中篇小说《疫狐纪》（《北京文学2022年第五期》，讲述的就是发生在多伦多的一个疫情故事。

　　绿茶：您如今生活的加拿大，是什么样的文学土壤？海外华文作家有自己的文学圈吗？

　　张翎：我有寥寥可数的几位同温层朋友，我们可以谈得很深。海外作家有很多个文学圈子，生气盎然，充满激情。但我基本上是一个独行侠，习惯于独处。

　　张翎：我很羡慕那些拥有珍贵的孤本、善本书的藏家们，我自己的书架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宝藏。”如果一定要挑一本特殊的书，可能就是集莎士比亚所有作品成一体、带插图和注释的《莎士比亚全集》烫金本。这是一位朋友在一家古董店淘来送给我的。它占着书架上一个特殊位置，但很惭愧，这样的书一个人很少会真的拿来阅读，它的价值更多是在观赏上。如果非要再找一样可以略微夸一下口的，大概是一些作家签名本。其中有齐邦媛的《巨流河》，哈金的《等待》，陈若曦的《坚持·无悔》等，都是作家亲赠与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