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穿着白衬衫，沿国顺路慢慢往四平路走。这是他家附近比较安静的一段马路。大概那时候，先生终于意识到锻炼的重要了，偶尔也锻炼一下，但无非就这么完成指标地走走。我在马路另一边骑自行车飞快掠过，举手向微笑着渐渐后退的先生致意，从没想到停下来陪他走一段。我觉得许多事情要赶紧去做，先生虽病弱，步伐尚稳健，而一个人推自行车陪另一个人散步，是很有损于散步之为散步的。

　　大多数时间，先生喜欢独自坐在那间朝南的卧室兼书房里静静地用功。师母濮之珍先生笑他像座菩萨，搬都搬不动。这时候，唯一的锻炼只有在头脑和握笔的手上进行了。

　　去看先生，习惯是直接从虚掩的厨房进去，转两个弯，就是书房了。听到纱门响，先生抬起头，笑吟吟地说，你来了，请坐请坐。他想起立，但坐得太久，又胖，努力几下都未成功，只好抱歉地作罢。

　　书房一直无名，他还为此专门写过一篇开玩笑的小文章，解释为什么没有给自己的书房想出名字。对这种中国式的文人雅事，他其实很不以为然。

　　先生晚年被众多的求序者包围着，但他一面认真替人作序，一面还是挤出时间反复修改《美学新论》。这书终于出版了，那是先生晚年对自己最满意的一件事。

　　先生经常谈起《中国美学史》的撰写计划，他说，小郜，我自己最有心得的是《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关于孔孟老庄，都曾写过一些东西，唐诗有专论，绘画理论也摸过，宋元话本到《阿Q正传》的小说美学，更是一直思考的问题，你看我该不该写一本《中国美学史》？每次说到这儿，情绪都很高涨，但越到后来，这类话题就越不是他所喜欢的了。先生被疾病折磨着，只能在自己心中琢磨这些伟大的计划。有时真心恭维他的随笔，他总用不屑一顾的口气岔开去。先生不是古板人，兴趣异常广泛，有一次，我就听到他和客人大谈京剧水袖与身段的学问，投入得不得了。但他始终看重成体系的著作，先生的学问根底在中国，理想却是西方式的。

　　不知怎么说起正在读唐诗，先生非常高兴，一边讲他自己的唐诗研究，一边大肆背诵起杜甫、李白、李商隐的诗来，明显要和我比赛记忆力。一首首背诵下来，我的库存很快见底。先生沉浸在胜利者的喜悦中，我趁机提议由他请客，一边吃中饭一边开始宋词方面的记忆清点。先生说好啊，今天濮先生不在家，你就帮我买点熟食和啤酒，我们继续背诵如何？

　　先生从第九宿舍一路走到我所在的第一宿舍，额上汗涔涔的。他在堆得乱七八糟的餐桌旁坐下，把我小女儿叫到跟前，考问她叫什么名字。小孩子不肯回答，却反问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为什么来我们家？先生乐了，说你看，还是小孩子有哲学头脑，一开口就向你提出这些根本性问题；我们做学问的做着做着，往往倒把这些根本性问题忘得干干净净了。

　　先生特别喜欢用小孩子这个词。每次跟我说起他的四千金，总是我小孩子，我小孩子的。这一方面是舐犊之情的自然流露，一方面则是尊重交谈者——他任何时候都把交谈者当作和自己绝对平等的客人、朋友，浑然不计对方的年龄。

　　先生对自己不多的散文，并非一概轻视。有篇回忆母亲的文章，就常常提到。我也跟他谈起自己的母亲，受苦一辈子，到死无怨言；总认为后辈的生活会好起来，而她自己也就有了希望；一字不识，却特别理解人、体贴人。我问先生，这应该说是中国妇女的美德呢，还是一味的隐忍？先生说，恐怕我们都没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人只要心中时时记着善良慈爱的母亲，就不会成为一个坏人；坏人之所以变坏，多半因为他们不幸没有一个值得终身纪念的好母亲，要么就是看不到天下母亲的善良与慈爱。

　　先生突然问我：小郜，拿鲁迅和钱钟书相比，你觉得应该怎么说才好？我知道他已经有说法了，笑而不答。于是他说：鲁迅是把人生当学问，钱钟书是把学问当人生。

　　这话不久便出现在我的一篇谈鲁迅的随笔里。尊先生之意，我没把这句戏言归在他名下。

　　第一次见先生，是八十年代初读本科时，陪热心社团的同学拜访先生，请他为一个有关电影的社团活动做报告。先生随我们步行至相辉堂，路上问他怎样研究美学，他说要有三种准备：一，语言，主要是古代汉语和至少一门外语；二，哲学；三，精通一门艺术。几年后，我投到他门下，堂而皇之地研究西方美学，居然以海德格尔为题，拿到了博士学位，但马上就告别了美学。一直觉得对不起先生多年教诲，但想到正式拜师前听到的三种准备说，又觉得可以释然了。这三种准备，我一种都不过关，决然舍去，岂不正合先生的意思？

　　先生躺在病床上，对我说，但仿佛又是自言自语：工作是幸福，健康是幸福。他希求健康，还是为了工作。

　　先生给我一些钱，说你帮我把翻译过来的海德格尔的书尽量买来，我们一起读，等你开始写毕业论文，就可以跟你讨论了。

　　先生，海德格尔的书怎么样？我问。先生说：不好懂啊。但我不相信真的读不懂。年纪大了，脑筋转不过来。要是年轻，会狠狠下一番工夫的。他认真地看着窗外，做什么长远打算似的。

　　先生有一回说，他在读书方面，也像王国维那样经历了三种境界。年轻时拿到一本书，读到会意处，这里划一道，那里划一道，结果把整本书都划遍了；中年以后，道道越划越少，因为觉得许多地方只是高潮之前的过渡，精彩之笔的铺垫，不必那么经心；到了老年，几乎不再划道道了，一方面因为比较从容，好像与作者平静地对话，并不急于抓住对方一两句要紧的话，另一方面则是认为，一本书并不能绝对分出要紧不要紧，你认为平凡的一句话，作者写来都是很要紧的！说到这里，先生又笑着补充道：你知道吗，我现在不在书上乱划，最大的理由，还是因为我终于超越了寻章摘句的实用主义。我不想写文章了，也就用不着从别人书中特别标出自以为日后可以引用的句段了。先生这样说着，目光中充满了一种因为超脱而来的优越感。

　　我在学校财务科冲帐，被人偷去一个书包，先生借给我要我仔细阅读并做读书报告的比尔兹莱的《美学：从古希腊到现代》也在其中。先生生气了，但尽量不表现出来。这是唯一的一次。后来从图书馆复印了还给先生，他在腼腆中接过复印件，似乎为上次的生气而后悔，故意开玩笑地说：谢谢你啊，你还我的书，比我借给你的大三四倍！

　　总是傍晚六点左右，我们师兄弟妹几个结束两周一次的读书报告会，从先生家出来，他坚持送到大门口。后来实在行走不便了，也总是送到自己家的门口，与我们揖别。先生揖别的姿势大概很古典罢，第一次见他那样隆重地施礼，惊讶得良久没有反应过来。

　　濮先生拿出一个旧包袱，全是先生的未刊稿，其中有文革时销毁旧物剩下来的四十年代末写给濮先生的一叠情诗。他们那时分居两地，先生常有书信给濮先生，有时直接就是诗。我粗粗翻了翻，鼓励发表。先生不同意，说没有价值。先生去世后，濮先生搬了家，不知道那些先生青年时代的诗作留存与否。那是一个心情浮动、对国家前途和个人生活毫无把握的青年人真实的思想表达，风格是充分的欧化。先生自己当然有理由认为那没有价值，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却可能相当珍贵。四十年代末私人的潜在写作留存太少，在历史巨变的瞬间，中国的青年究竟怎么想？最近，记录西南联大一个青年讲师当时心境的《夏济安日记》在祖国大陆出版了，学者们奔走相告，如获至宝。先生的诗作也属于这一类，我希望终于有出版的一天。

　　先生病重，但也有几次好转。时间长了，大家神经就松懈下来。1999年5月，我在韩国收到濮先生来信，说先生今年应该没问题，你春节回来，又可以陪他在我们宿舍的小花园里散步了。我就这样放心地利用暑假直接由汉城去悉尼探亲，其间不断迁徙，忙碌，老实说，几乎把先生完全忘记了。但就在几乎完全忘记他的时候听到了他的噩耗。我对先生的愧疚，再也无法释去。

　　转眼就是先生三周年祭日，从记忆里抄出这些尚未褪色的碎片，也算是为自己寻求一种开脱吧。

　　愿先生的灵在我所不能梦见的幸福的国里微笑着，和生前的微笑一样温厚、善良，不带一丝杂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