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居之所，是为书房。书房养心，读书养性，人和书房一起生长，相互给予，自然勾勒，每间书房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灵魂。

　　贵阳网推出《走进名家书房》专栏，让读者得以一窥名家们的书房一角。他们的书房各异，有的规划整齐，排书有序；有的“杂乱无章”，书籍遍野；有的热爱收集，藏品丰富……在书房里，他们爬书山、涉书海，乐此不疲。走进名家书房，探寻阅读奥秘，品味人生故事。

　　商震，诗人。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诗刊》常务副主编，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著有诗集《大漠孤烟》《无序排队》《半张脸》《琥珀集》《食物链》《谁是王二》《隐身术》《脆响录》；随笔《三余堂散记》《三余堂散记续编》《一瞥两汉》《蜀道青泥》《古道阴平》《抬头就是贺兰山》等。

　　商震最重要的标签是诗歌编辑，其次才是诗人、作家、评论家等，他说，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诗歌编辑，选编的《诗经》是儒家六经之一，难怪他喜欢汉末儒家董遇的“读书三余说”，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三余堂”。

　　自1996年调到《人民文学》做诗歌编辑，直至2012年调任主持《诗刊》，商震在《人民文学》工作了十二年。他说：“那是由虚弱走向坚实，自卑走向自信的历程。多年做编辑，让自己懂得规范言行，心智不偏。业余写诗歌，让内心葆有童话般情趣。”

　　退休后，商震像鱼儿回归大海一样自在遨游，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余下时间都在读书和写作，近些年，商震更喜欢以走读的方式书写历史。作为一名“三国迷”，他一直在三国主战场——蜀道转悠，先后出版了《蜀道青泥》《古道阴平》等作品。

　　商震说，自己从小对分行文字特别敏感，抄《千家诗》开始对诗歌感兴趣，青春期时，因为穆旦的《雨巷》爱上现代诗，但一直保持着读古体诗的习惯。他特别欣赏苏东坡一句话：“行于其所不得不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行与止，不仅是编辑的操守，也是诗人创作的度。知其行而行，行到当止则止。

　　“三余堂”的书架是五条很厚的木板，没有隔断，这样可以放更多书，横七竖八，那些精装厚书竖在那里，维持着书架上的秩序。二十多年编辑生涯，让他清醒地意识到，必须用广博的阅读增强自己对作品的判断力，他大量阅读理论、美学、哲学、历史、地理乃至军事、本草等，在《三余堂散记》中，散落着他的阅读记录和点滴思考。

　　商震：汉末儒家董遇说读书要有“三余”，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由此推知，董遇是个北方农民，冬天，北方太冷，地里不能干活，在家读书；白天工作，天黑了就在家读书；下雨了不能下地干活，在家读书。我喜欢这“三余”，也想借此激励自己，就把书房命名为“三余堂”。

　　商震：我的书房分成四块。我妈那儿放着一批书，我太太在通州的工作室里放着一批书，我大女儿那儿也放着很多书，“三余堂”里还留着这些书。总量大概两万多册吧。书房里的书，主要包括历史、地理、哲学、文学。当然，也买过一些其他很杂的书如军事、玉器等，还迷过一阵古典草本书。我读书很杂，这是多年编辑生涯养成的习惯，必须广泛阅读，以求更大范围涉猎。

　　商震：上班的时候，读书自然不能断，毕竟要干编辑这活，必须不断精进自己。每期杂志从头看到最后一个字，绝对不能有丝毫松懈。那时候是读得多，写得少。退休以后，没日没夜地写，太太说你着什么急啊，天天写啊写的。我说，这么多年读书，积攒的东西太多了，一个劲往外冒，没办法不写啊。

　　绿茶：看您这几年侧重历史写作，先后出版了《蜀道青泥》《古道阴平》，是什么契机让您关注古道写作？

　　商震：《三国演义》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书之一，对历史的兴趣，对古道的兴趣都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而这些蜀道，是三国的主战场之一，我想陆陆续续都重走，都写一遍。《蜀道青泥》写的就是李白《蜀道难》中那条难于上青天的“青泥岭”，而书中核心写的是杜甫入蜀的四次折腾旅途（长安到华州，华州到秦州，秦州到同谷，同谷到成都）；《古道阴平》中的阴平道，就是邓艾偷袭灭了蜀汉走的路，我心里对刘备的蜀汉总有一种牵挂，总想去探究这条七百里无人烟的古道到底有多艰难。走了大半截，如今大概还有一百多公里是没有人的。

　　商震：和父母有关，我爸爸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分配到鞍山做俄语翻译，后来又到营口工作，家里有很多书，营口老家“炕前柜”里藏了很多书，我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是苏联小说《毁灭》，竖版繁体的。我妈妈是演员，家里很多唱本，有故事又押韵，这一类唱本也读了很多。我爷爷是画家，他给我捡了很多小鹅卵石，摆字。受家庭影响，我识字比较早，读文学作品也比较早。

　　很小的时候，家里给我订了一份《儿童文学》，从第一期到不订为止，应该有上百本。这本杂志对我小时候的阅读影响很大。大概十岁出头，读了《林海雪原》，是借的，第二天必须还，我一天一夜看完了，还把少剑波写给白茹的爱情诗抄下来。

　　我对文字特别敏感，尤其对分行文字特别敏感。我家有一本《千家诗》，很古朴的，雕版印的，爸爸让我抄下来，我就把《千家诗》抄了一遍，从那时候开始对诗歌感兴趣，甚至模仿着《千家诗》写点五言七言，那时候也不懂平仄，为了学习平仄，后来买了好多书，像王力的《诗词格律》等等，但读不懂。

　　高中之后，对新诗的喜欢从穆旦开始，之后开始读戴望舒、艾青、牛汉……但我的诗歌启蒙还是古典的，我现在还保持着读古体诗的习惯，每周一定要读一些文言文，不想丢掉文言文阅读。可以说，真正让我从古体诗跳出来的是穆旦；让我对历史感兴趣的是《三国演义》；让我对人性认识更清楚的是《基督山伯爵》。这些阅读让我和文学发生着冥冥之中的关系，最终，干了几十年文学编辑工作。

　　绿茶：前面您说退休以后紧着写东西，有着奔涌而出的感觉，那么您现在有哪些写作命题、方向和路径？

　　商震：每个人都渴望获得自由，但所有人又必须在一种规律里生存，如何在规则里获得更大的自由，以及规则与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我写作很重要的命题。我的写作方向主要有诗歌、随笔和小说，也都向着这个命题而写。

　　作为一名诗人，诗歌是我的写作常态，也是我最有把握，写作时内心最愉悦的状态；另外一种日常化的写作就是以“三余堂散记”为题的系列随笔；这些年，又热衷于历史写作，尤其是“古道系列”，以走读的方式深入历史现场，在“问史”的路途中，联想、猜想和冥想。

　　而写小说也是内心早已有之的愿望。有人约我写一个“重读《古诗十九首》”的书，我发现叶嘉莹老师已经写了三本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书，没给我留缝，没法写了。但这方面材料我很熟悉，在梳理这些材料时，隐约觉得《古诗十九首》编者萧统这个人应该还有可挖的地方，于是又把萧统的材料梳理一遍，发现一个有趣的点。

　　萧统的一生有两个线索。其一，他曾经和一位小尼姑偷情。我去了崮山的红豆庵，看到了传说中萧统种的两棵红豆树，说是怀念小尼姑的。其二，他爸爸萧衍晚年很不信任他，把他打入冷宫，两年不许出东宫。他31岁时就死了。于是根据这些线索，我写了一本关于萧统的小说。一个皇太子和小尼姑偷情，不敢告诉他爸。按照皇家的规矩，这个恋情很要命，要杀头。这里的冲突，符合我想表现的自由和规则。这部小说在湖北《芳草》杂志全文刊发，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此外，我这些年一直在读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准备就这个题材写一本书。魏晋是中国文学的转折点，玄学之风盛行，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历史时刻，文人们要么像竹林七贤一样隐居山林，即便很多在朝为官的，也普遍倾向“朝隐”。直至江左东晋政权，当时王导是宰相，干宝是王导的右长史，相当于他的大秘书。他写有一本《晋书》，被称为“良史”，而《搜神记》则从现实中退出来，写鬼神，显然是受了《山海经》的影响。《搜神记》中，有几件事没有一定想象力是写不出来的——骗鬼。人把鬼骗了。我想通过解读干宝《搜神记》的心态和产生的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学环境。这本书明年初会出版面世，名字叫《借鬼神一用》。

　　商震：因觉自己知识的匮乏，就逼迫自己养成逢书必读的习惯，大有“补读平生未见书”之气概，号称“书到我手里，绝不会空置不读。”但近些年我改变了读书方略，有些书一翻就弃，有些书从快从捷，只有那些可读、可藏、可把玩的书，才在不大的书架上留有一寸之地。最喜读的书是能遣散胸中块垒，或能激发拿笔抒怀的书，以至于几十年来，我的枕边书依然是《道德经》《三国演义》等少数几本。

　　商震：刚写古体诗的时候，受大家影响，肯定说李白好，也读了很多，他是天生的诗人。但按我对诗人的理解，杜甫对现实的表现力无人可及。第三个人是苏东坡。如果一定让我选出最重要的两个诗人，那就是杜甫和苏东坡。王维晚期到了辋川之后，我也很欣赏，大概可以排第三。

　　当然，我们不能局限在唐宋。历代都有了不起的诗人，比如屈原，他的精神力量也值得人感佩。诗人，首先得是人。比如，严嵩的学问我也很欣赏，但他是个大奸臣。

　　有一次，作家徐小斌问我：“诸子百家，你喜欢谁？”我不假思索地说：庄子。庄子确实是我的偶像，诸子百家时，大家都在抢话筒，都生怕自己的声音太小，庄子不干这事，只躲在陋巷读书著述。这份安静与寂寞让庄子的精神得到大自由，只有精神自由，才会作出大文章。《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千百年来安慰了多少失意的文人。

　　商震：一言以蔽之，《诗经》。孔子是最早也是最伟大的诗歌编辑，他把西周至春秋五百年间三千多首诗歌选编成三百零五首《诗经》，可谓浓缩中的浓缩，虽然我们不知道孔圣人“毙掉”了哪些诗篇，但留下的这三百零五首，为中国诗歌树立了伟大的叙事和抒情的传统，是汉语诗歌的源头和典范。

　　《诗经》不仅是诗，也是哲学，哲学论断大部分都是诗的派生品。所以，我主张学诗要从《诗经》开始。《诗经》中对生活现场的表现、灵性的飞升，至今都是诗人学习的典范。所以，从《诗经》进入，才是“入门须正，立志须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