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父王国维一生除了为衣食谋的种种不得已，始终贯注心力于求知和治学，是一位纯粹的学人。

　　曾祖父王国维以弱冠之龄离开家乡，后来辗转苏州、上海、北京和海外，一直没有置办过产业。用今天的话来说，做过很多年的“沪漂”“京漂”，一直是赁屋居止，随遇而安。书房不常悬挂匾额，斋号主要是在文章题记和个人的印鉴上用到。李零先生曾作《王国维居名室号考》，有非常详尽的考证。

　　曾祖父在苏州和北京究心词曲，广搜文献，自题其居曰“学学山海居”，并有“学学山海居藏书”印，与他这一时期的兴趣有关。他说：“钱遵王、黄荛圃学问、胸襟、嗜好约略相似，同为吴人，又同喜词曲。遵王也是园所藏杂剧至三百种，多人间希见之本。复翁所居，自拟李中麓‘词山曲海’，有‘学山海居’之目。然其藏曲之见于题跋者，仅元本《阳春白雪》、明杨仪部《南峰乐府》数种，尚不敌其藏词之精且富也。”（《录曲余谈》）复翁是清藏书家黄丕烈，李中麓是明戏曲家李开先。李氏富藏词曲，号称“词山曲海”，黄氏效之，自题其居曰“学山海居”。曾祖父在“学山海居”上复加“学”字，表示要追迈前贤。这方印章尽力海桑变迁，幸运地存留下来了。因为没有边款，不能确知是何人所制。罗振玉为他刻印最多。在日本临时书翰题识时手头没有印章，还借用过罗的“东海渔夫”印。

　　他不大有在藏书上钤印的习惯。倒是身后经蟫隐庐主人罗振常转售到日本的一些集部词曲书，临时补钤了一个朱白合文的“王国维印”印记，是罗振常本人所刻。

　　在日本京都客居时，曾祖父一度为《顺天时报》等刊物写稿。当时要以文字养家，并不期望引起时人关注。所以先后用了“二牗轩”礼堂”“词山”等笔名，都是刊载时临时采用，“礼堂”是友朋通札也用到的名号，其他的几个后来都弃置不用。

　　1916年回到上海后，他作《史籀篇序录》时篇末署“丙辰二月书于海上寓居之尚明轩”。当时居所偪仄，致沈曾植的一首诗中形容”庭除确无土，井谷深无天。抵顶眠群儿，积薪庋陈编”。搬家环境改善后，这个斋号也就不再用了。

　　曾祖父早年即用“静安（庵）”字号。1905年出自选诗文集，题名就是《静安文集》。刚进《时务报》旧址时，同僚只知道他是“王静安”，还有误记成“黄静安”的。张元济先生后来写信给他抬头屡称“敬庵先生”，可能也是谐音误记了。他后来的住地在爱义文路大通路吴兴里，现址是静安雕塑公园，正好与他“静安”的字号暗合。有一方“静安”朱文印是广东篆刻家人邓尔雅刻的，邓氏印谱里没有收录，端赖此印存世，证实二人曾有交谊。

　　曾祖父在上海的斋号还有“永观堂”。一九一七年底，他自订旧作，题名《永观堂海内外杂文》。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四日致罗雪堂札：“公如作书时，祈为书‘永观堂’三字小额。以后拟自号‘观堂’，此三字尚大雅。去岁小集亦题《永观堂海内外杂文》”，三月二十日雪堂复信“写成奉政，乞惠存”，这是他在上海最常用的室号。“观堂”这个室号则是“永观堂”的节略。同时代人回忆和学者们的考证都认为，这二个室号出自对日本京都永观堂禅寺的怀想。曾祖归国百年之后，我去永观禅院瞻礼，依然能够体会到此地景致的旷奥和静穆，令人流连不忍离去。

　　海宁盐官整修过的故居有“娱庐”的匾额，这其实是他父亲乃誉公的斋号。曾祖父一生安逸的日子着实不多，即使专注研究戏曲的时期也不去看戏，更不讲求耳目之娱和居室精雅，除了为衣食谋的种种不得已，始终贯注心力于求知和治学，是一位举世难得的纯粹学人。（王亮王国维曾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