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诗的先驱者，艾米莉·狄金森大概是最受人喜爱的伟大诗人之一，同时也是难以索解的谜——她是博尔赫斯唯一公开表达欣赏的女作家，诗坛地位与惠特曼比肩，却在25岁之后逃避公众生活，只留下上千书信和诗作。

　　这个奇特的女性究竟有怎样的一生？生活中的遭遇，不同寻常的个性，激情与愉悦，失望与冲突以怎样的方式走进了她的诗歌世界？

　　当代学者阿尔弗雷德·哈贝格以时间为序追随着狄金森的脚步，用信实全面且深入的文献资料向世人展示他理解中的狄金森。《我的战争都埋在诗里》一书中，他在史料的海洋里抽丝剥茧，重新编制梳理，带我们尽可能地接近这位诗人——这位天才的、隐居的、自命不凡的、令人深感困惑的诗人——饱满热忱的创作，及其非同寻常的一生。

　　在19世纪的大批男人眼中，有一种典型的女性形象——脆弱而诗意的女圣徒，从《茶花女》中那位弥留之际的维奥莱塔到美国通俗文化中各种一袭白裙的天女，不胜枚举。约瑟夫·莱曼把他的两个朋友与这一类纯洁的、离群索居的女性形象联系在一起，一个是纳什维尔的阿拉明塔·沃顿，一个是阿默斯特的艾米莉·狄金森，他确信这两位朋友终生都不会嫁人。莱曼于1863年9月回到美国北部，1872年1月死于天花。在这段时间内，他与诗人的友情得以更新，而此时的狄金森比他1851年最后一次见面时更加离群索居了。以这次重逢为基础，莱曼用文字为诗人留下了一段浓墨重彩的画像，并附上了一系列诗人的书信选段。身为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他的脑海里显然早就有了一个模本。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首先要有一个醒目的开头：

　　一间书房灯光幽暗，小托架上摆着五颗三棵木樨草。这时走进来一个身着白衣的精灵，衣裙下身影依稀（，）薄雾中的面容有如半透明的汉白玉舍，坚定的前额好似大理石雕像。双眼曾是明亮的淡褐色，现已化为两汪如梦似幻的泉水，藏着汩汩的文思，双目不看事物的外形却能敏捷地立刻瞥见一切事物的核心——小手坚定、灵巧，彻底从一切肉体的终将腐烂之物的掌握（？）中解放出来，坚定有力的小手完全受控于大脑，那种相当强健的类型。嘴巴不为他事所生也不用于他事，只说出它选定的言语，珍贵的言词思想，熠熠生辉模糊神秘的语言词语，有翅膀的语言。

　　莱曼笔下的艾米莉笼罩在“薄雾中”、不食人间烟火（嘴巴难道不用来吃东西？）无可避免地，这番描绘的真实性遭到了质疑。莱曼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多年后，莱曼的遗孀得知诗人离世的消息，给亡夫的旧友发去一张有趣的便条：“艾米莉·狄金森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正一时兴起准备写一封信。然后，我说‘不，我不会写的，等他写了我再写’……你没有见到艾米莉，对不对？莱曼先生没有真的见到她，尽管和她说了话。”这张便条或多或少地证实了她丈夫的描绘并非根据亲眼所见，而是按照公众很可能会认可和欣赏的样子加工、幻想出来的一个精神素描。

　　但是身着白衣应该是准确的，艾米莉的所有观察者都特别指出了这一点。从《圣经》到通俗文化，素彩都象征清白无罪、精神灵性和摒弃世俗。但是诗人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只穿白色衣裙，我们并不清楚。1860年12月，似乎为了终止谣言，艾米莉特别在信中要求路易莎·诺克罗斯“告诉‘大家’，现在我穿的是棕色裙子”。但是在1862年初她抄录了一首诗，其中说到一种白色的使命，它是单身与忠诚的象征：

　　艾米莉现存的一件衣服是一条白色的棉质连衣裙，大约是在1878—1882年间缝制的。作为一种家居裙或外罩裙，总之是为平常的居家生活设计的，裙子的腰部比较宽松，圆领，有袖口，还有一个口袋；布料是凸纹棉布。其他设计诸如裙摆的褶皱、三角形布、花边蕾丝、（正面的）珍珠母纽扣，从现代的眼光看去似乎颇多装饰，但是，镀金时代的时装讲究剪裁合体、价格昂贵，并有一整套包括缝制、穿戴、保养的严格程序。相比之下，这件裙子既平常又朴素。无论狄金森是出于何种目的选择简单的白色衣饰，她坚持这么做至少有好几个实际的理由：不需要穿紧身胸衣，也不需要花大价钱请裁缝，更不需要担心裙子褪色或把别的衣服染色。（有一次艾米莉把妹妹的鞋和帽子放到准备洗的衣物中，想“等她回家时看到它们焕然一新”，后来，玛格丽特·奥布莱恩“指责维尼穿的是印花布”。显然，维尼的东西褪色了。）

　　一个讲究细节的中上阶层女子宁愿穿白色罩裙，自然不愿意接待那些穿着考究入时的拜访者。换句话说，狄金森排斥时尚也是她选择避开公众视线的又一个理由。如果麦克家的那个人的回忆是可信的，早在1867年狄金森就开始站在“微开”的门边与来访者说话。另外，当地的一位企业家回忆说“艾米莉小姐”“害羞地站在栏杆后面跟我打招呼，但是从来不见我”。以上的例子可以解释为什么莱曼和克兰德尔（同是出版业人士）前往马萨诸塞州，结果只是跟诗人谈了话却“没有真的见到她”。

　　威廉姆斯医生希望狄金森能在1866年5月做一次后续检查，但到了1865年底狄金森的眼睛已经好多了，甚至可以用墨水笔誊写39首诗作的定稿；3月，父亲认为她的眼睛不用再去复查了。既然狄金森后来再也没有提到眼疾的困扰，甚至给伊丽莎白·霍兰写信也没提到过（她患有更严重的眼疾，甚至于1872年动手术摘除了一只眼睛），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她的眼睛会受到持久性损害，更不用说永久性损害了。

　　狄金森的身体是否“强建”如莱曼所说呢？1868年春天，她父亲告诉妹夫“我们都得了重感冒”，11天后又说“除了感冒，我们都挺好的”。父亲的信寄出后不久，艾米莉在给苏的信中说，“我没有品尝到春天-若还有4月，我们也许要好好享用”。还有一封给表妹的信说到她“身体虚弱”，“今天躺在床上——一个奇怪的地方，对我来说”。1869年底她感谢路易莎“挂念着我的病。我的情况不太好以至于我忘了曾生过病，但是现在好些了，开始干活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得‘忍痛挨到晚上’”。也许是在第二年的5月，她给路易莎写信用第三人称来说自己，“你记得她真是让人大为感动。她现在又虚弱又孤独”。（最后一句话经玛贝尔·卢米斯·托德之手，隐而未录，直到现在都不见于出版。）1870年夏天，诗人的健康好多了，所以她才可能邀请希金森到阿默斯特镇来。虽然证据不够清楚，相互间也有矛盾，但总的说来，狄金森在1866—1870年的健康状况跟她嫂子的情况比起来算不上危险（如塞缪尔的信件所显示），但也谈不上“强健”。

　　1866—1870年这整整五年里，只有一首诗隐约提到自我牺牲是无用的。她为了别人而“去适应”，诗人把这个词变成动词，以捕捉那种“战斗”的感觉：

　　这首诗是用铅笔写的，因而不如墨水笔写的手稿容易确定写作时间，一般推测它是作于1866年。如果是作于早些时候，比如1864—1865年间，当时狄金森因为眼疾被迫避开强光，那么这首诗就可能缘起于暂时受限的生活。这让我们想起1862年底狄金森不肯见鲍尔斯的理由：“他们不知道我是为了让出我的时间好让他们多一些时间。”

　　不过，狄金森这段时期的诗歌和书信中都表现出充沛的生活热情，她继续努力用简洁而有活力的方式来表达。有一次，维尼不在家，艾米莉负责主持家务，她给苏寄去便条，描绘了一幅生动的自画像：“我围着父母团团转，跑了一整天，舌头伸在外面，像只夏天的狗。”亨利·梭罗的《科德角》出版后不久，1866年苏去书中描绘的海边度夏，艾米莉对她最近崇拜的偶像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她问苏：“大海友善吗？为梭罗亲吻他。”当一个新相识正好引用了梭罗的话，艾米莉“冲过去握住来访者的手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认识了’”。如果这位访客就是叙述这段逸事的埃伦·E.狄金森（堂弟威廉·霍利·狄金森的新娘），那么她们见面的时间可能是1869年9月。虽然狄金森隐藏起来，而且比以前更安静了，但她绝没有退出生活。莱曼所谓的“强健”或许是指她令人惊讶的生命力。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在那篇素描中使用那样的标题，“事情并非表面所见”。

　　原标题：《艾米莉·狄金森：她“虚弱又孤独”，她也是相当强健的白裙女子 夜读·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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