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1954年生，广东潮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包括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图像史等。著有《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等。

　　夏晓虹，1953年生于北京，安徽和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领域有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与社会文化。著有《阅读梁启超》《晚清文人妇女观》《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旧年人物》等。

　　在陈平原（左二）、夏晓虹（左三）书房合影。右一为《读书》杂志编辑卫纯，右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杨早，两人均为陈平原弟子。左一为本文作者绿茶

　　虽然早就听杨早（陈平原学生）描述过陈平原教授书房的规模，但走进陈教授家的书房，我还是大吃一惊。客厅、餐厅以及通往厨房的墙体都是书架，几乎看不到露出来的墙面，整个客厅也堆满了书、杂志和资料。此外，陈平原和夏晓虹老师还各自有间书房，也被书塞得满满的。我们一行四人的到来，更增添了客厅的拥挤感。

　　陈平原教授随手把沙发上的书和资料挪了挪，我们和书挤在一起，喝茶，聊书。过程中，他反复提到找不到书的问题，这可能是读书人的通病。书越来越多后，书房的功能性就越来越弱，想找的书也越来越难找到了。陈教授坦言，他理想的书房里，书不用太多，但要有舒适的阅读环境。然而，整理这么大规模的书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陈平原和夫人夏晓虹都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对晚清及近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陈平原教授除了文学史，还对大学、城市、声音和图像等诸多方面有持续研究，出版了《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该书登上了当年众多好书榜。夏晓虹教授多年从事晚清妇女文化研究和梁启超研究，著有《晚清文人妇女观》及多部梁启超研究著作。

　　从事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要涉及的面很宽很杂，古代、现代和国外都要涉及，历史、社会、政治、艺术等方方面面也都脱离不开。所以，陈教授家的书房可以算是学术大百科，书籍包罗万象，加之一直以来入得多、出得少，以至于形成了现在的书房规模。

　　绿茶：陈老师好，进入您的书房，我大吃一惊，这样规模的书房真是少见。我很好奇，您的书房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规模的？

　　陈平原：多年前，《南方都市报》对我的书房做过采编，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叫《父亲的书房》。其实看一个人的书房，便能知道这个人的气质、兴趣等，同样的道理，看一个人的书房，可以看到他孩子的未来。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从小在某种书房的环境里长大，自然而然地会受到熏陶。其实，我们家最初只有很少的书，那时我们的房子都不大，有几本贵书已经很了不起了。

　　“”中，我们家的书基本没有损失。我父亲所在的汕头农业学校是一所中专，“文革”刚开始，学生们就把我家书房里所有的书都给封起来，贴上了封条。后来，别的来了，就没有再弄。再后来，我下乡了，父亲在干校里，但我母亲自由了，就要求把书取出来，那些书就被拿回我们家了。

　　那时候我们家在一个山村里面，就是我插队的地方。所以，“文革”期间，我和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不缺书。这一批书虽然没什么了不起，但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父母都是教语文的，有初中、高中的语文教材以及教师读本，还有各种各样的备课读本，很全。围绕教学，我父亲有几个方面的书，比如古典文学方面的、现代文学方面的，还有文学史方面的。又如，翻译方面的，主要是俄、苏的。这些书为下乡时期的我创造了一个很好的阅读环境。像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文革”以前出的，我们家就有；后来我在中山大学念书时的老师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当时我家也有；北京大学的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的书也都有，还有王瑶先生的书，王瑶先生“文革”前出的书，我好像就缺一本。那时候的中学老师是很厉害的，为了备课，为了研究，或是为了满足阅读需要，连大学教材和大学教授们的著作都有。虽然当时我并没有认真地阅读，但不管怎么说，上大学之前家里的这些书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后来，我检讨过自己的阅读趣味，应该说还是有一些缺憾的。比如，现在派的书，我们家就没有，因为我父亲不喜欢。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也很少。我现在发现，早年的阅读除了提供知识外，定下的那个调子、那个趣味也十分重要，哪些东西你读得进去，哪些东西跟你有点隔阂，这些都会不知不觉地影响到一个人日后的成长。所以，我才专门写下《父亲的书房》，其实是想表达，五六十年前小时候的阅读，就知识的含量来说，不会特别多，因为那时家里的藏书跟我们今天是完全不能比的，但是，小时候的阅读对读书习惯的养成、读书兴趣的培养，以及对具体学科的鉴赏能力的形成，都是有作用的。

　　至于我的书房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其实我不是藏书家，我的老师王瑶先生说书房分两种，一种是为读书而收藏，另一种是为收藏而读书，我的书房里基本上都是常用书，除了个别有纪念意义的书，我从来不考虑书值不值钱这件事。我们藏书是为了自己的阅读需要和研究需要。

　　我和晓虹有一种特殊的状态，就是我们俩的专业有重叠的部分，又各自有所延伸。加上我们做的近现代研究的特点是必须古代、现代、国外的资料都掌握，且不能只有纯文学，历史、社会、政治、艺术都要有所涉及，再加上我们本身读书的兴趣也比较杂，所以，我们家的藏书不好的地方就是专业性不太强。而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说他只做科学史、科技史，这样专业性就很强。

　　当然，我也有像晚清画报这样的一些小专题收藏。我在深圳演讲的时候，有一个人提问，说他追着读我的书好多年了，这次是特意从长沙赶过来的。他说最早读到的我的一本书，是关于明清插图的《看图说书：小说绣像阅读札记》，问我为什么现在不再往下做了。我说很遗憾，因为那个我觉得做得不满意，但我还会再往下做。这方面资料，我收集了很多，退休以后一定会把它做下去。

　　插图和画报是两个系列。画报是先有图才有文，文字是配合图像的，适合与后来的新闻、艺术等结合在一起。而插图则会在阐释文本的时候带来一些拓展，有一些延伸的功能，这些将来我会专门做成一个专题性的著作。早年间我就对图像和文字的关系很感兴趣，便从这个地方入手研究。

　　绿茶：我今天带了一本您的《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书中谈到您大学时代的风月和读书。您从北大博士毕业后一直在北大工作至今，北大的氛围，对您的阅读、研究和生活有怎样的影响？能谈谈您眼中理想的读书风景应该是什么样的吗？

　　陈平原：这本书印了很多版，中间也新增了好几篇文章。关于阅读与北大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方面，相对来说，北大比别的学校在人文学方面要从容一些。北大要求你读书，而不是整天写文章。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之所以大学时不要发表太多文章，是希望学生把水坝筑得高一点，这样放水的时候才会冲得远一点，要是有一点点水就泄出来，你是不可能走远的。所以，在北大，读书时间比较宽裕，读书的兴趣也会比较广泛。另一个方面，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你别看我的藏书这么多，但我不刻意去追求藏书的全。原因是我靠着一座大图书馆，我怎么收藏都不可能比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多。所以，大套的书、不急着用的书、特殊的藏书，都靠图书馆。家里的藏书，基本上是日常要用的书。

　　绿茶：您还有一本书叫《读书是件好玩的事》，那种坐拥书城的感觉的确很好玩。但是，现在的阅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手机阅读、知识付费等导致我们的阅读被弄得支离破碎，似乎现在阅读已经不那么好玩了。您觉得读书这件事，除了自己做研究，还有什么样的趣味，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阅读这件好玩的事情中来呢？

　　陈平原：专业的阅读有时候会有功利性，或者说不能没有功利性。你想做什么研究，就必须穷尽什么资料，这是一种阅读。还有一种阅读，不是为了具体的课题，而是凭着自己的兴趣来阅读。现在大学里的问题是，很多人已经丧失了凭个人兴趣来读书的能力和意愿，都是为了写论文而读书。我想说，逻辑应该是读书读好了会写作，而不能为了写作而读书，要不你的趣味会变得特别窄。坐拥书城和漫卷诗书的好处是，在专业阅读之外，拥有另外一种兴趣的阅读。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网上阅读和手机阅读，我自己也有零碎的阅读，但我们必须有在书斋里正襟危坐的阅读做底子，如果没有，读书就会变成一种纯粹的消遣，或者变成像杨早说的“知道了”。很多事情都只是“知道了”，就没有办法深入思考。现在的资讯太多了，这样大的资讯流量冲过来，如果没有书斋里正襟危坐的阅读，人会被冲得站不稳的。

　　阅读必须有自己的立场，有一条自己的主线，同时不排除、不排斥各种各样的风吹浪打。鲁迅说有的书是要靠数据计量来读的，有的书是随便翻翻的，只读一方面是不够的。所以我说，书房要连着网络。书房有自己的藏书，网络有外面的世界。

　　绿茶：您的学术脉络是很清晰的，有自己阅读的主线，但其实这条主线也是一个个小专题的组合，像画报、文学史等。这些专题方向和专项收藏，在您的书房场景中大概是什么样的，请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陈平原：我没办法像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那样组织自己的书房，她的地下车库很大，所以她把自己的研究用书分配到一个个角落。刘梦溪（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也对我说，这个书房是研究谁谁的，那个书房是放什么类型的书的。然而，我家书房就这么大，我们两个人的书又互相交叉，没办法做到分得这么清晰。我的困难是，在不同的研究之间来回穿梭时，会想找一些书，却不能一下子就找到。我做画报研究时，也不是一年到头只研究画报，中间会不断穿插其他选题。除了日常的文学研究、思想研究之外，大学、城市、声音和图像也是我关注的四个研究方向。所以，我总是在不同选题中穿梭。

　　绿茶：您的学术版图这么大，旁征博引那么多，那怎么找到相应的书？光靠记忆吗？

　　陈平原：有报道说，人在二十五岁以后记忆力就开始衰退了，所以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人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知识地图，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这比一下子获得某个知识更重要。因为学会建构这个地图，即使当下忘记了某些东西，等需要的时候也知道到哪里去找。所谓学术训练，就是学习建立这个知识地图。具体到每个人，就是建立自己的书库、自己的书房小径。所谓书房小径，便是知道在这么大的书房里，各种各样的小路会通到什么地方。其实到了一定时候你会发现，有读书经验的人，每个人的小径都不一样。

　　就画报研究而言，我因为有在世界各国讲学的便利，大体上知道哪个国家的哪个大学的哪个图书馆里有哪些相关资料可寻。说起来，容易找到资料固然对研究来讲是便利的事，但乐趣也少了很多，寻寻觅觅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在不断的寻觅过程中，思路和眼光也会发生变化，就像揉面一样，新的资料进来会挑战原来的设想。

　　陈平原：很难说比例。现在除非有人来找我，否则，更多的时候我都是在阅读和做研究，学术已经生活化了。我们通常每隔一两个小时休息一下，出来走走。

　　陈平原：我理想的书房其实藏书不必很多。像我今天的书房这样，并不是理想的状态。我理想的书房，最好既舒适，又方便，还整洁。北京有很大的灰尘，书多了更招灰。不讲清洁，只一味地追求坐拥书城，是不够理想的。书应该是用来阅读的，而且应该在舒适的环境中阅读。目前我已经在努力地减少藏书了，只有感兴趣的书、日常需要用到的书才保留，其他书都去图书馆借阅。今天的书房，对我来讲不理想的地方是，我想要用的书找不到。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教授）告诉我一个经验，他和夫人戴燕达成一个协议：书房就这么大，进一本出一本，保持恒定的数量，保证这些留下来的书真的对我们有用。我们没能像他们那样，而是每天都有大量的书进来，但出去的书很少。

　　陈平原：有学生要用的书就送给学生，还有一些捐给老家的图书馆，实在没用的就当废纸处理掉。但是送书的速度很慢，需要先进行整理。虽然我想送书，但整理的过程很漫长。

　　陈平原：会有。凡是读书人都会喜欢书，从占有欲的程度来讲，夏晓虹比我严重。她是集邮出身的，凡是集邮的人，都有收藏癖。

　　绿茶：占有欲是爱书人的通病。您书房中这么多书，有没有一种或几种是您的镇房之宝？

　　陈平原：我没有这种类型的书，但有一些书对我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是我不能散出去的书。它们并不是特别珍贵，而是因为某种纪念意义而对我个人有重要的价值，对别人就不一定有意义了。比如，我对《国故论衡》的初版本特别感兴趣，当时我是从网上拍下来的；我对鲁迅的几个早期本子特别珍惜，因为是当年岳父送的；我还对一本特别小的《唐诗一百首》很珍视，因为那是我小时候读过的。诸如此类，都是跟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有关系的书。还有朋友的赠书，我一般不会往外散。

　　（原文《陈平原：理想的书房，应该是一个知识地图》刊于《名人传记》2024年第3期 口述/陈平原 撰文/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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