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三十几岁时，有一次与几位朋友聊天。谈到未来的生活理想，我说：“我希望未来自己能有一个书房，里面摆满我喜爱的书。还要摆上三张桌子，一张用于编辑工作，一张用于撰写随笔，一张用于学术研究。”

　　其实这样的人生理想，并不是我个人的杜撰，见贤思齐，叶圣陶有三张书桌：教书，写作，编辑。前者有他纯真的爱，中者是他的业余爱好，后者是他第一位的身份。陈原有三张书桌：出版，散文，语言学。前者是他的职业，中者是他的闲情逸致，后者是他身处困境时读书思考的一点收获。黄永玉有三张书桌：绘画，写作，木刻。前者丰富了他的生活，中者为他带来精神上的快乐，后者是他的看家本领。人生短暂，我们需要汲取前辈的生活经验与智慧，沿着他们的道路走下去。

　　转眼之间，几十年过去了，我的年龄也接近奔七。书房有了，满架的书有了，好书不是很多，但很有亲近感。三张书桌也有了，每张书桌上都摆放着难忘的书，它们包含着满满的记忆。

　　第一张桌子，我的出版职业。我身处这个行业四十多年，编辑过很多书，如今还在努力探索。比如经典图书的出版，为它们选择上好的皮装、漆布装、脱酸纸等材料，选择上好的版本、译本、插图，让湮没无闻的绝版书获得再生，创造中外好书的升级版，为旧经典修残补缺，重新装帧等等。再如回顾百年中国出版，许多书的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故事。我们努力将它们整理出来，重新包装上市，告慰前贤，唤醒读者的热情。近期的产品，有亚东版“中国古代名著系列”，第一本《红楼梦》。我们的作法是根据文化史、书籍史知识提出选题，根据版权、版本知识策划好书。这的确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好在此类老书的背后，站着那么多响当当的人物：胡适，蔡元培，陈独秀，汪孟邹，汪原放。他们的思想与创造，可以说是出版暨文化传播的更高境界；与那些幼稚的商业案例比较，有些是不可比，有些是专业与业余的区别。参照先辈的方法做事，我们既可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发现新的图书门类，还可以节约生命成本，不搞投机，不走错路，做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在这张书桌面前端坐，除了个人喜爱与追求，还有哪些记忆呢？此时我想到几位前辈的观点：

　　一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出版呢？其实不必想得那么高大上，用陈原的话说：“书迷而已。”再用贺圣遂的话说：“一个好的银行家未必能当好出版公司的CEO，但如果那位银行家还爱书，还是一位读书懂书的行家，那就另当别论了。”

　　二是高雅与低俗的图书，哪一个更容易操作呢？沈昌文说：“当然是前者啦。高雅的书曲高和寡，似乎不易做好，其实操作起来有章可循，有机可乘。低俗的书貌似容易做，其实做起来很难。为什么？首先是门槛太低，什么人都敢上手，最终形成恶性竞争；其次是社会管理严格，操作风险极大；再次是高雅的东西有上限，低俗的东西却是没有底线的，你低他比你更低，实为一条不归路，走下去不但挣不到钱，最终还会丢尽脸面，为读者所不齿。”

　　三是如何对待经济效益差的好书呢？办法很多，此处再说一遍张元济的故事：张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时，主张“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实操中有些书必须赚钱，有些书持平即可，有些书可以适当亏本。比如戊戌年六月光绪召见康有为、张元济，他们是六品官员，此前皇帝只见四品以上官员。交谈中光绪对张元济说：“外交事关重要，翻译必须讲求。”此观点深为张先生认同。后来他进入商务印书馆，格外重视译介西方著作，他为此确定译著“不必赚钱，但求不亏本”的原则，推出大批好的翻译作品，成为我国近现代“西学东渐”首屈一指的人物。

　　第二张桌子，随笔或曰散文写作。我喜欢此类写作，写过一些专栏，还出版过多本小书。有此爱好，除了本人的性格、家庭的影响等因素之外，还有三个原因：

　　一是表达方式的选择，说到个人思想的公众化，大体有两个主要途径，一个是说，一个是写。相对而言，我更喜欢后者。为什么？因为说的难度较大，风险也很大，且存留不易；还有言多语失、信口开河等观念的影响，常让人望而却步。更客观的评价，说的过程压力较大，写的过程比较平缓。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争强好胜、争名逐利的念头日渐减弱，人生有限、来日苦短的情绪不断增强，追求心态平和，追求安静独处，追求身体健康，越来越在我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言说的兴趣逐渐褪去，写作的优势逐渐显露出来。当然写也要追求自然流露，追求真情实感，不能太功利，不能说假话，不能无病，不能幻想一蹴而就。

　　二是出版职业的需求，回顾前辈的工作经验，他们中的优秀人物几乎没有不动笔的先例，只是动笔的方式不同。例如陈原是语言学家，又是一位出版理论家。他写随笔分两个方向：一个是写与词语研究相关的小书《在语词的密林里》《重返语词的密林》《遨游辞书奇境》等，都与他的专业背景有关，最让小编们受益；另一个是写有关出版史、书籍史的小书《书林漫步》《书和人和我》等，写此类文章，陈原始终坚持书与人的两条主线。再加上他读书多，文字优美、幽默、机智，故而成为出版界一位标志性的人物。

　　还有，出版界有一个传统，那就是编辑擅长写序，尤其是为自己编的书写序。有名的人物如：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收序跋230余篇；王云五《岫庐序跋集编》，收序跋240余篇。沈昌文《阁楼人语》，内容是《读书》杂志的编后记，也是沈先生最好的一本著作。钟叔河《走向世界》，内容是“走向世界丛书”总序，以及丛书中每本书的序言，堪称当代出版界最有学问的序跋集了。

　　三是撰写文体的追求，出版人写作，有所谓高下之分，或称圈内与出圈之别。圈内限于简介、书评、演讲稿一类，有宣传、摘抄、广告之功能，称为应用文体，难入正宗文学创作的阵营。一个出版人能否兼称为作家，重要的标志是他的写作能够“身处职业中，跳出职业外”。比如《读书》杂志，它在创刊之初就声称“本刊以书为主题，但不是书评杂志。”那是什么呢？标志性的文本是《读书文丛》《书趣文丛》，它们的内容都源于《读书》，写文章的人都是写散文的高手，他们的笔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再延续下去还有《万象》杂志，主旨“文人八卦”，刊载的都是极好的文学作品。

　　第三张桌子，用于学术研究。说到“学术”二字，我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大学毕业后，我选择投身出版行业，不久就有了钱钟书《围城》中描述的城里城外的矛盾心理，总觉得学术研究高高在上，离开大学校园，很有些不舍或走低的感觉，所以内心中时常告诫自己，不要放弃大学学过的专业知识，工作之余，还要努力研究点什么。怎样研究呢？

　　一是我平生喜欢独处，不愿争论，不愿入伙，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属于独狼型的性格。选择研究领域，一直希望能找到一个地广人稀的去处，静静读书，静静思考，独自玩耍。其实数学中无人区很多，但我无力涉足。最终我有了一个预设的定位：选一个五四以来备受冷落的，主流专家们不屑的，大学未设学科的项目来研究。后来就有了《五行志》研究的选定。

　　二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我由数学而科普，由科普而数学史、科学史，逐渐走向读经读史、文理互融的境地。再由数而数术，由数术而自然哲学，最终陷入廿五史《五行志》领域，不能自拔，且兴趣渐增。近些年我发现，人们对学术的看法有了变化，变得不那么高尚，不那么让人崇拜了。为什么？我不想解释，只是我积几十年业余时间，埋头研究的东西，它们是否学术，是否高贵，是否有价值？此时在我的心中，都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弄懂弄通了它们，重要的是我丰富了自己的思想和语言，更重要的是总有懂学术的专家，看懂了我的研究，或曰听懂了我诉说的价值，找到了我不知道、他们知道的文化定位。他们是谁呢？就是周山、江晓原等学者。江先生在《五行志随笔》序言中，称我所描述的“是古人头脑中的一个世界图像，今人未知的东西，不可轻言对错”。这样的评价，使我的心海中泛起一点波澜，但很快又归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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