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世纪英国插画师、植物学家爱德华·休姆绘制的古典版画为导引，为读者介绍150种花的外形特征、生长习性乃至前世今生。

　　桀骜不驯，最能代表苏格兰精神的帚石楠；能够治病疗伤，在“一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矢车菊；安徒生的最爱，象征无法停留的爱的蒲公英；能变成痒痒粉、被夏洛蒂• 勃朗特画过的犬蔷薇；出现在阿加莎• 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死亡约会》中的谋杀罪犯的帮凶——狐狸手套；被苏格兰人从中国带到英国的棣棠……这些性格和经历迥异的花在不同的时空和文化中穿梭，将人与自然、历史与文明、文化与情感联结在一起。

　　崔莹，记者、纪录片导演、专栏作家，爱丁堡大学博士，热爱行走和文学，喜欢收集世界各地的老插画书，出版有《英国插画师》《英国插画书拾珍》《访书记》等书。

　　大约是1999年春，我去范用先生家聊天，他正因老朋友萧乾去世而难过，拿出一本1947年晨光出版公司印刷的《英国版画集》，告诉我，这是萧乾编选的，开本和样式都追摹鲁迅当年编选并写序的《苏联版画集》。我看了很喜欢，就回去重印出版了。其实，画集中的一些作品此前已被翻制印行，比如活跃于“二战”前后的女版画家格特鲁德·赫米斯（Gertrude Hermes）的花卉作品，尤其是那幅充满装饰风味的《花》，被许多报刊使用。我也曾惊讶于这幅版画的精致和气质，认为可以复制放大，挂在书房。20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收有三百多幅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珍藏画作的《发现之旅—历史上最伟大的十次自然探险》，掀起了一阵阅读和出版的热潮，其中许多19世纪的英国花卉图谱，笔触细密，可看出赫米斯的传承源头。

　　英国人和中国人审美之不同，从花鸟画上很可看出。18、19 世纪英国花鸟画的流行，似乎与博物学的兴盛相关—起初是旅行探险的博物学家，为了记录动植物标本而画。有的雇请随行画家，有的干脆自己动笔。不言而喻，科学标本需要记录哪些位置、突出什么，博物学家更明了。在这里，科学第一，审美第二。当时留下来的许多花卉图谱，除了花朵枝叶之外，还会在空白之处画花苞解剖图、枝干横切图等。中国的花鸟画有悠久历史，可是千百年来以写意为主，逸笔草草，重在生趣，不重细节；即便是重彩的工笔画，也是审美第一，无论科学的。中国人缺乏博物学的传统。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虽有药草图一千余幅，但与英国博物绘画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博物学图谱的流行还和印刷有关。萧乾说：“一部英国版画史本身便是一部印刷技术史。”由于花卉的丰富和美丽，它潜在的审美价值逐渐显现出来，普通人家挂一幅花卉图谱是很惬意的事情，可是手绘的图谱很难得到。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编号印发、几可乱真的复制品为大众所接受。到了19 世纪中叶，分色套印技术愈加成熟，凯迪克、格林纳威的彩色儿童绘本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彩色花鸟图谱印刷品也更便宜易得。本书所依据的19 世纪末出版的几百本《熟悉的花园之花》小册子，就是那个时期的珍本。可能是为了普通读者有能力购买，从而分册印制，其实这些作品1875 年就已经出版了两大册精装合订本。

　　值得玩味的是，这位爱德华·休姆所绘，似乎不合科学标本惯例，是审美第一，科学第二，正如崔莹界定作者的职业，首先是“插画师”，其次才是“植物学家”。我猜，这种界定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些画作本来就是为科学考察而完成的，但符合感觉。相比同时期许多科学图谱，这些花儿不但色彩和造型美妙，而且显然包含绘者的情趣，堪比艺术家的创作；反之，正因为有科学的根基，这些画有筋有骨，一枝一叶一花一瓣都不含糊，胜常规静物画一筹，成为其特点和长处。这样说是否有点牵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崔莹如何会写这样一本书，她在自序中已经说了。她没有说的是，其实她对19世纪的英国绘本早有研究，已经写作出版了《英国插画师》《英国插画书拾珍》等，这两本书的内容也来自从古旧书店淘来的画本。我有时想象她身着简便的旅行装，身背相机，像她告诉我的那样，在欧洲大陆那些老牌书店里徜徉，时有发现，眼睛发亮，微笑漾在嘴角，如获至宝的样子，令我羡慕不已。这是爱书人最惬意的时刻。难得的是，除了寻宝收藏，几年来，她还一直努力，希望给这些古老而不陈旧的画作以新生。她先是借花发挥，写出一篇篇文章，将其和关于花的画作一起交媒体发表，几年后集结成书。

　　其实这些文章是很难写的。花的品种虽然不同，可是一般说来，无非是背景知识（历史、产地、习性），逸闻传说，感想感慨；主图只有一幅，文中附图一二幅……四五篇写下来还可以，十篇以上就很难不显得单调，连图书设计都容易死板。

　　如今书已完成，设计师还在调版，似乎无意之间，她已经解决了这个难题。说来也简单，就是从人文的角度，把个人生活融于其间。从小到大，她一直是爱花人中的爱花人，不仅爱花，而且有条件种花养花，有自己的小花园。远离家乡，生活宁静，除了满世界跑，回家后就与花相伴，以花为友，以花自比：

　　我不禁想到自己，从济南到北京，从北京到爱丁堡，在英国求学、工作十多年，一如这在角落里寂然开放的棣棠。不过，我可比它幸运多了呢！200多年前，它乘坐了快一年的轮船才到英国，而我只坐十多个小时飞机，就到了这个经常会很冷的异国他乡。棣棠耐寒，我也不怕冷。

　　不知为什么，看着这部可人的书稿，看着休姆笔下一簇簇高雅又蓬勃的花，我似乎看到八千公里外的崔莹，在一座英国老式别墅的门口，阳光斜斜照着她明媚的面容、灵动的笑眼和长长的辫子，有一种画意……不知为什么，无形的思绪又带着我，从这一百五十种（篇）花和散文，飞到另一本记录百花的作品集——1958年出版的郭沫若的《百花齐放》，一百首关于一百种花的诗，其中配有一百幅版画家的花卉作品，包括李桦、力群、沃渣、刘岘、王琦、黄永玉等，其中最多的是刘岘的作品，其风格明显受到赫米斯的影响。遗憾的是，这样一部大诗人、大画家的作品，却由于时代原因而被扭曲，早已被人遗忘。如此看来，崔莹不仅比棣棠幸运，也比曾写过话剧《棠棣之花》的郭沫若幸运得多。至于“棣棠”和“棠棣”名字为何颠倒，书中自有答案，请读者自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