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居之所，是为书房。书房养心，读书养性，人和书房一起生长，相互给予，自然勾勒，每间书房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灵魂。

　　贵阳网推出《走进名家书房》专栏，让读者得以一窥名家们的书房一角。他们的书房各异，有的规划整齐，排书有序；有的“杂乱无章”，书籍遍野；有的热爱收集，藏品丰富……在书房里，他们爬书山、涉书海，乐此不疲。走进名家书房，探寻阅读奥秘，品味人生故事。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亚洲图书奖”决选委员。有访谈录 《1+12 : 通向常识的道路》出版（2015年）。主编《思想照亮旅程》（上下卷/2022年）。《万圣读书笔记》即将出版。

　　万圣书园在我的阅读史和成长史中有很特殊的位置。大学时期，每天从未名湖博雅塔边的小路走过，出小东门往北竖着“万圣小鬼”路牌的，就是成府街，其实是一条小胡同。先路过一间小书店蓝羊书坊，然后路过“雕刻时光”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对我也有特殊意义，那些年在这里看了无数电影大师的作品。

　　来到万圣书园店堂，店堂并不大，却有着读书人羡慕的书籍容量。当时我是穷学生买不起太多书，经常在书店一站就是一下午，几乎翻遍了书架上每一本书，晚上躺在宿舍里，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扫过一本本书。后来我兼职做了风入松书店一名小店员，更经常来万圣书园学习选书、陈列。我的大学生活和这两家书店有着再密切不过的关系。后来认识刘苏里老师后谈起这段经历，刘苏里老师颇为惊讶，我可谓是刘苏里老师的“选书弟子”，偷偷学习了很多年。

　　后来做书评媒体，自然要不时向业界大咖请教。再后来每到年底，都会在好几个“好书榜”评选场合和刘苏里老师碰面，尤其是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评选，他是评审团的一面大旗，很多并不热门但学术价值很高的书，比如李零、沈志华、杨奎松等学者的书，就是在刘苏里老师的精彩陈述和力挽狂澜之下获选十大好书。他和止庵、陈子善等评委的精彩辩论也是评选现场的亮点之一。

　　刘苏里老师1979年上大学，1993创办以学术书籍为主的万圣书园，是30年来北京最重要的书店地标，也是每个爱书人心中最不可或缺的精神圣地。

　　如今，我住在离万圣书园不远的地方，每周都徒步去万圣书园看书、买书。不时会听到刘苏里老师在书店里的“醒客咖啡”和朋友聊天或接受采访。

　　刘苏里：我1979年上大学，在此之前住在黑龙江一个边疆小镇虎林县，那里几乎没书可读，但还是有几本记忆颇深的，比如《尼伯龙根之歌》《多雪的冬天》《金光大道》。我系统性阅读是从1979年上了大学之后开始的。最早给我影响很大的书是卢梭的《忏悔录》，这本书给我的震动是，一个人可以这么诚实地对待自己的经历。那时逃课躲在图书馆一个偏僻的开架阅览室，席地读了不知多少本书，日本人木村久一的《早期教育与天才》、福赛斯的《豺狼的日子》等都是在那里读完的。1982年前后，知识界风靡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和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也给我很大的影响。从那时候，我确认了自己的阅读领域，紧扣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几十年过去了，我的阅读口味始终没变。

　　刘苏里：我的私人阅读和购书，主要是非公共领域的，完全跟个人兴趣有关。但是做书店，就不得不面对公共阅读的层面，当然，这里也会有我私人阅读的选书品位在里头。书店选书，对我而言是一种职业性阅读，翻阅式的，一本书两三个小时解决问题，至少做到“知其然”，不算真正的阅读。

　　这几十年，中国人的私人阅读史离不开公共阅读的影响，不同时期都有对私人层面影响深远的公共阅读书籍。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公共阅读史，不得不提李泽厚的影响，他的“思想史三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和“美学三书”（《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知识界。还有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以及影响极大的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等等。

　　对个人而言，我喜欢上面提到的木村久一、福赛斯、卢梭的作品，比如卢梭，我读了他几本能找到的书。《豺狼的日子》是一本描写职业杀手刺杀戴高乐的纪实作品。我对杀手最后因戴高乐低头而射偏有着巨大同情，但更对戴高乐的幸运表示欢呼。从此喜欢上戴高乐，喜欢他几乎单枪匹马在伦敦领导法国抵抗组织的英雄举动，着迷于他类似使性子般与雄狮一样的丘吉尔周旋，从不妥协让步的姿态。之后读了几乎所有关于戴高乐的书，他本人的《战争回忆录》《希望回忆录》，他女儿写的《我的父亲戴高乐》、科罗泽的《戴高乐传》，科耶夫写给戴高乐的《法国国是论纲》等等。后来新星社知道我喜欢《豺狼的日子》，再版时还给我寄了一本。

　　我认为最后一批可以称之为公共阅读的书应该是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和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但还达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读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那样的热度，这本书对知识阶层影响很大。

　　刘苏里：可以这么说，也并不完全。上大学后我是饥渴式阅读，凡是带字儿的都看。没人点拨，看书不挑，生冷不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确是西方引进的著作有更大吸引力。我看过一本类似年鉴的书，记载了1978年5月，国家出版局组织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一次性投放市场1500万册，瞬间售罄。北京各主要新华书店门市同时发售《哈姆雷特》《希腊神话和传说》《一千零一夜》《家》等作品，哄抢之势现在无法想象。

　　1983年《第三次浪潮》出版，打开了一扇窗户，开始关注科技革命对人类的影响，也丰富了对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认识。晚一点出版的还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卡斯特“网络时代三部曲”等等。但就对现代化的兴趣，布莱克的《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等书对我影响更大。1984年，我研究生开题报告选的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题目大得吓人，根本做不下去，但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变革转型研究，一直是我密切关注的领域，从未间断。

　　尽管读西书是主流，但古典作品我也时常涉猎。大学期间，有三本书颇有印象：冯其庸领衔编的《历代文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曹础基的《庄子浅注》，其中文选百十篇，几乎能全部背诵。杨注论语读过许多遍，最喜欢《庄子浅注》，“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何等的想象力。当时能整段整篇背下来。

　　较多接触古典文献是1989年以后的事。王国维、柳怡徵、李零是我的引路老师。李零的书读得最多，从《方术考》《续考》到《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年年读他的新著，从《兵以诈立》到《丧家狗：我读论语》，一直没有间断。从古典文献到考古学著作的阅读，要归功苏秉琦、张光直，还有我忘了名字的一位陈姓前辈，从《神祇·坟墓·学者》《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路读下来，让我对考古大感兴趣。

　　刘苏里：书房是我和夫人张焕萍共同建设的，她也有大量收集，文学艺术宗教作品为多。我个人的积攒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研究生毕业时是第一个阶段，当时分了一个40来平方米的房子，把大学七年攒的书集中到一起，第一次有了一个集中放书的地方。

　　1987年至1993年是第二个阶段，这几年搬了几次家，在宣武、西城、海淀多处迁徙，有些书流失。

　　1993年开始办书店，是第三个阶段。当时在圆明园对面租了一个房子兼库房，终于把分散多处的书归笼了。和焕萍结婚后，这些书就都搬到她家了。

　　2004年买了现在这个房子，是第四个阶段。第一次有了一个固定的家，大量的书云集过来还是放不下，书店库房里还堆着很多。对于读书人而言，固定而长期的住所，才能慢慢形成书房的性格。

　　刘苏里：书房性格表现的是书房主人阅读兴趣和品味，而不是摆设或收藏。止庵兄来看我的书房说：“品质不高，什么书都往里放”。这可能跟我和焕萍的性格有关，跟我们多年开书店有关，因为不能只读自己喜欢的，还要兼顾其他。书太多，二层、三层都堆满了书。这样码书的结果是，过一阵就要发一次疯，因为想找的书找不着。

　　我的阅读都是问题意识引导的，一段时间阅读一类书，把散落在书房里不同角落的这类书搬到一起集中来读。比如俄乌战争，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关心这个问题，于是集中读了很多关于两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的书籍。

　　还有更多问题是自己一直关注的，有些甚至持续关注几十年。像对美国、日本、英国等几个国家的关注；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关注；对政体转型、人群命运等问题的关注；对贸易、战争、移民、婚姻等人类共同的命运问题的关注等等。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书房应该是一个具有关切、怀疑、解析、找答案等多重性格的书房。

　　刘苏里：怎么走出困境，是我阅读的出发点，也是一种方法论。任何时代、任何时候，人类都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每个个体也在应对自我的困境。

　　美国历史学家阿德尔曼的《入世哲学家》是我以前读过最近又拿出来重读的书。这本关于德国思想家赫希曼的长篇传记，叙述了赫希曼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从未动摇过信念。同时我又找出赫希曼的《自我颠覆的倾向》和《退出、呼吁与忠诚》，这两本书很好诠释了我们在面对不公的时候，每个人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给出了赫希曼式明确而合理的答案。

　　此外，文艺复兴也是我最近阅读的一个小主题。其中《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让我很意外。我们惯常认为文艺复兴是十四、十五世纪的事情，怎么有个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呢？看了才知道，早在十二世纪时，教会就在翻译、出版、传播知识文化，奠定了后来文艺复兴的基础。以前看书，有过“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的提法，但专著论述，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很新奇。这些年关于文艺复兴的书出了很多，像《剑桥文艺复兴史》《文艺复兴全史》《北方文艺复兴艺术》等等。最近集中把这些书一口气过了一遍，让我对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有了新的认识。

　　最近还重读了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对我触动很大。茨威格所谓的“昨日的世界”是什么时候？是1815年至1914年，这一百年的承平时代，欧洲几乎没有战争，成为欧洲大发展最重要的一百年，之后的一战、二战，文明进程受到极大挑战。想想百年承平是什么概念？它不仅是个和平年代，更是一个西方生活方式得到丰满、固定成型的年代。茨威格的潜台词是，它再也不会回来了。

　　刘苏里：我的每个阅读谱系是慢慢形成的，我不追求专业性，也做不到。对我来说，发现填补问题空白的书籍对我更加重要。

　　做名家大课期间，必须系列梳理西方思想谱系。那是很密集的一次梳理，也是很有收获的一次集中式阅读，也再次给了我机会，思考中西方文化在传承中的走向和关系问题。

　　以前觉得自己读了这么多书，也许有一天，所读、所思，所想，所积累的知识会有一些用途。读书是把尺子，用来衡量每个阶段发生的问题，让人清醒。马齿徒增，想法会有些许变化。早就知道有读不完的书，我只是奋力去读而已。很大程度上，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

　　刘苏里：对万圣书园的未来我还没想出满意方案。包括我家里的这些书，它们的归宿也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焕萍一直有一个想法，做一间图书馆式的“学术旅馆”，实行会员制，有住店学者和作家，举办学术沙龙、读书会，让这些书在另一个层面发挥作用。到那时，我们得真正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