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这个百分数是全球的办公室职员中表示自己在工作时感到孤独的比例。在英国，这一比例高达60%。在美国，几乎1/5的人在工作上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同时，全球85%的员工认为自己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犯的错误更多，工作效率也更低，而这都与职场孤独感密不可分。

　　职场上的你，在哪些瞬间会感到孤独？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职场人感到孤独？以下，Enjoy：

　　作 者：诺瑞娜·赫兹，著名的思想领袖、学者和经济学家，被《观察家》杂志评为“世界领先的思想家之一”，被《时尚》杂志评为“世界上最鼓舞人心的女性之一”。

　　对许多人来说，在工作中感到孤独的问题由来已久。但令人惊讶的是，现代工作场所中许多方面的本意是让我们更有效率，最终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因为它们让我们感到更缺乏联系、更孤立。

　　由于孤独感与敬业程度和生产效率存在明显的关联，所以工作上的孤独感不仅对员工有害，对企业也有害。

　　工作中有朋友的人在智力和情感上对工作的投入，可能要比那些工作中没有朋友的人高七倍。更普遍的情况是，孤独、不合群的员工比没有这些问题的人所请病假的时间更长，税极性更低，投入的程度更低，犯的错误更多，工作效率也更低。

　　当我们在工作中感到孤独时，我们也更有可能去换个岗位或干脆辞职走人。例如，一项针对10个国家的2000多名经理和员工的研究发现，60%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他们在职场上有更多的朋友，他们很有可能在公司干得更长久一些。

　　在没有分隔墙或格子间的空间里，员工们坐在一排排长条形的办公桌前，不停地敲打着键盘，所有人呼吸着同样的循环空气——欢迎来到开放式办公室。

　　当开放式办公室在20世纪60年代被首次推出时，它被誉为一种进步的、近乎乌托邦式的设计理念。这种设计理念将创造一种更友好、更协同的工作环境，或者说理论上是这样的。

　　在这种环境中，人员和创意可以更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如今，它的拥护者还坚持着同样的看法。然而，正如我们在城市环境中所看到的，我们的物理空间可以显著地影响我们的归属感或脱节感。结果发现，开放式的办公室特别让人感到疏远。

　　哈佛商学院近来发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结果，该研究追踪了员工们从格子间搬到开放式办公室之后的变化。研究人员发现，这非但没有“促使面对面协作的日益活跃以及关系的加深”，开放式的布局反而似乎“引发了同事们逃避社交的反应”，因为人们在沟通方式上选择了电子邮件和短消息，而不是直接交谈。

　　导致人们退缩的部分原因在于人类对于过度噪声、干扰或无端打断的天然反应，而在开放式办公室中，这些一般都是不会缺少的。我们在城市中生活也见识过类似的现象，若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和喧嚣的杂音让我们感到不知所措，我们就会倾向于让自己封闭起来。这也是一种自我防护的行为。

　　研究发现，超过55分贝的噪声（大致等同于音量极大的电话铃声）会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引起压力的显著升高。许多开放式办公室中的噪声长期高于这个水平，因为人们为了让别人能听清楚总是用更大的声音讲话。

　　这不仅让我们更加难以集中注意力，而且为了完成工作还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因为我们一边要聆听周围所有的声音，又要去忽略它们。当我在一个开放式办公室工作时，我甚至在刷卡进入大楼之前就会戴上降噪耳机。

　　屏蔽掉无休止的噪声是我能够集中精力工作的唯一方法，即使这意味着我对周围工作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不那么敏感。“我觉得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并完成工作，除了将自己与同事隔离开来，别无他法。”

　　研究人员写道：开放式办公室弥漫着一种“不安全感”，因为每个人都能看到和听到你在做什么。他们发现，这导致了缺乏有表现力的对话，并产生了一种“令人局促的不安感”，从而“打消了长时间交谈”的意愿。

　　当然，能够侵蚀我们的工作关系并让我们感到孤独的，并不只是我们的物理环境。如今，让我们许多人感到与同事们如此疏远的部分原因还在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沟通比过去要浅薄得多。

　　回想10年之前，如果我们要与同事讨论问题，可能需要亲自走到他们的办公桌旁。如今，我们多久会这样做一次呢？

　　这并非仅仅是社交距离所导致的。一项2018年的全球研究发现，员工们普遍会用将近一半的工作时间相互发送电子邮件和短消息，而且接收对象的位置大多只相隔几张办公桌。

　　与我们在私人生活中一样，在工作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被敲击键盘所取代，即便是在当面交谈更便利、更快捷的情况下。这些也会带来工作中的孤独感。多达40%的员工表示，同事们交流让他们“经常”或“总是”感到孤独。

　　在我们的工作中，打鸡血式的“7×24”信息超负荷早就让我们疲惫不堪。在越来越大的时间压力下，我们的收件箱不停地被充——就像短消息一样，我们的电子邮件已经变得越来越简短精炼。且我们的工作量越大，我们的电子邮件就越不礼貌。

　　远程办公的兴起可能会使员工的孤独感显著恶化。这是因为大多远程工作者依赖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文本形式的通信，作为他们最主要的沟通方式。尽管一些人最初对于能够在家工作感到欣喜，然而在几周之内还是会报告说自己的孤独感有了明显的上升。

　　2019年3月，评价网站Product Hunt的创始人兼博主瑞安·胡佛在Twitter上发帖称，他正在写一篇关于远程办公的博文，并想知道“对于那些在家工作的人，最让他们感到沮丧的是什么？”在1500多人的回复中，孤独感是最普遍的问题，其中有许多人特别指出，那是工作中缺少面对面交流的孤独。

　　当然，远程工作也并非一无是处。很多远程工作的人珍视其带来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他们赞同“我想什么时候工作都可以，我想在什么地方工作都可以”的理念，并从避免长途通勤之中获益良多。

　　此外，鼓励远程工作的政策不但让企业在雇用员工方面拥有更大的选择范围，也成就了一项强大的补偿机制，给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哺乳期的新妈妈、家中有老人需要照看的员工、因受伤或残疾无法用其他方式参加工作的人）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去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需求。

　　虽然以上所说的这一切可能都没错，但事实是，远程工作同样加剧了孤独和封闭的感觉。八卦、嬉闹、闲聊和拥抱都只不过是迫于疫情远离办公室的人们同样会怀念的一些小事。

　　研究在家办公问题的顶尖学者之一、斯坦福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布卢姆发现，“远程工作的人很容易在家感到郁闷和缺少灵感”。事实上，在他主持的一项实验中，一家拥有16000名员工的中国公司中有一半的人被随机指派回家工作长达9个月。

　　2014年发布的结果显示，其中有一半的人在这段时间结束后主动选择回归办公室，尽管他们平均每天在路上的单程时间就有40分钟。在家工作让他们如此怀念办公室中的交际互动，以至于很多人宁愿每天牺牲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找回这种感觉。

　　自1990年以来，在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中，职业人士群体之中出现的“极限工作时长”显著增加了。在英国，现如今能力最强的人工作的时间也最长。在日本，有很多的白领工人一直工作到死亡——顾名思义，甚至为此出现一个专有名词“过劳死”。鉴于如今中产阶层的生活成本比20年前要高很多，对于很多人来说，长时间地工作才能维持收支平衡。

　　确实，在我们眼中所谓的“职业阶层”之中，长时间地工作和做多个兼职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很多这样的专业人士除了去从事第二份甚至第三份的工作，已经别无选择。

　　在英国，有1/4接受调查的皇家护理学院成员表示，他们还要身兼一份“额外的有偿工作”，用于支付日常账单和生活费用。在美国，有1/5的护士也是如此。85近1/6的美国教师现如今有第二份工作，且不只是在暑假期间。

　　努力工作不单会在财务上有所回报(在美国，年收入在11万美元以上的人之中，有超过1/3每周至少工作60小时)，而且也能体现在个人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上。然而，超长时间工作的问题在于，不管它们是出于生活所迫还是个人选择，不仅仅让我们身心俱疲，也会让我们感到孤独。

　　更多的工作或更长的在家工作时间意味着陪伴亲人朋友的时间越来越少，这让我们与社区的联系也越来越少；我们投入在人际关系、社区生活、照顾所爱之人的时间与精力也越来越少，即使是在他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在英国，有22%的人表示，由于工作繁忙他们甚至错过了生活中的重要时刻。在美国，近50%的人表示工作让他们筋疲力尽，在下班后再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参与社交。在这一切之中受到伤害最大的当然是家庭。

　　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智能手机导致我们在周末、晚上甚至在假期之中都无法摆脱工作。数字技术瓦解了我们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界限，让许多员工觉得他们必须遵循这些新的工作规则，否则就有可能引起老板们的失望或不满。

　　然而，想到与数字时代带来的这种永远在线、永远工作的文化是否要沆瀣一气，我们中的许多人首先必须要扪心自问：是我们那位苛求的老板“逼迫我们”在餐桌上打开电子邮件，还是由于自己的数码瘾及对多巴胺的渴求？

　　哪怕有条件做出选择，是不是我们也会对做决定心怀忐忑？也许我们会错误地认为，如果我们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里不回复邮件，就会显得自己对工作不够投入？或者在一个“加倍苦干”和“闻鸡起舞”等口号不再内含讥讽，而被当成心怀抱负的时代之中，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贡献力以及能赚到多少金钱——这使得我们将职场对我们的要求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最终我们中的许多人会发现，对于很多本来可以等到第二天回去上班才用去处理的事务，自己也会在与家人相处的时甚至在深夜躺在床上的时候，回应老板、客户和同事们的需求。

　　我们需要更加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数码成瘾的高昂代价，同样也要让我们的雇主看到“全时在线”工作文化的后果，包括对员工的心理健康、生产效率、决断力和创造力的影响。

　　在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公司里，至少管理层和员工们正在尝试着划出一道底线年，大众汽车的员工工作委员会（相当于工会代表）就成功地推动公司对黑莓手机的服务器进行了设置，在员工轮班结束的半个小时之后停止向他们推送电子邮件。在2014年，另外一家德国汽车公司戴姆勒制定了一项政策，自动删除在节假日期间发送给员工的电子邮件。

　　在一些地方，甚至连政府都介入进来。比如在法国，自2017年1月1日开始，对于雇员超过50人的公司，法律保障其员工拥有“断联权”。这意味着在实践中企业必须与员工协商他们在下班后可供调遣的尺度，如果要求员工在正常或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回复沟通或对不这样做的员工进行报复，企业将会面临罚款。

　　当然，“断联”又是一项特权，根本无法惠及越来越多的零工经济从业者，他们每离线一个小时就意味着减少一个小时的收入机会。就像无屏幕的学校和不能用手机的保姆代表了富裕和贫穷孩子之间新的数码鸿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