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远是的图书管理员。在的晚年时期，他亲眼见证和参与了的读书生活。以下是他讲述的鲜为人知的的读书故事。

　　1939年，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中，就讲到了读书学习的重要性。他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你可以看到很远的很多东西。没有学问，有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3个多月后，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更加系统和全面地论述了领导干部读书的重要性。他说，以前中国在全国的党员有几万名，现在有几十万名，将来会有几百万名。这几十万、几百万名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必须要学习。

　　1959年，在江西庐山对时任江西省主要领导方志纯说：“读书是很有趣味的嘞。一个人只有多读书，知识面才能宽。”

　　针对许多同志感觉工作忙而没有时间读书的问题，说：“你们担负的工作很多，确实很忙，坐下来读书有些困难。这就看你会不会挤时间啰！”最后，对方志纯说，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想办法多读点书，“治国安邦，不读点书怎么行呐”。

　　在随后的庐山会议上，深刻论述了读书与工作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千万不要陷入事务主义之中。他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

　　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通过读书来克服工作的盲目性。

　　循着的阅读足迹，我们大致可以看到领导干部应有的阅读结构，了解领导干部应该阅读的书籍。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下功夫最多的书籍。提倡读书要“三复四温”。他从27岁开始读《宣言》，每年都要读几遍，读了整整56年。每当遇到困难时，就会不自觉地翻阅这本书，有时只读一两段，有时则全部都读，每阅读一次，他都会有新的收获。他说：“现在许多问题讲来讲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和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他反复阅读的还有《资本论》《国家与革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

　　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总是结合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1945年，在党的七大提出要读5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48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在高歌猛进之时，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重读了《运动中的“”幼稚病》，并且在书的封面上写了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

　　1949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12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专门为它们起名为“干部必读”。1958年，给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县四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一信，为大家推荐了两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63年，又提出领导干部要学习30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意见。考虑到当时中高级领导干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还专门要求出版大字本、注解本。

　　历史书籍也是的最爱。在的故居藏书中，有一套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走到哪儿，这套书就被带到哪儿，无论是在驻地的会客厅、书房、办公室、卧室，还是在外出的火车上，无论白天、黑夜，都能看到凝神静气地读《二十四史》的身影。还经常把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等分册送给、周恩来、等人阅读。

　　文学作品也是一直爱不释手的书籍。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熟读《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以《红楼梦》为例，把《红楼梦》当作历史学、社会学来读，几乎每年都要读《红楼梦》，收藏的《红楼梦》版本就多达20种。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已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

　　终生爱读《楚辞》。1957年12月，他要求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与《楚辞》内容相关的著作收集起来。工作人员经过两个多月的寻找，最终收集了50多本相关书籍。

　　对于题材相同的书籍，还常常把观点相反的版本对比起来通读。他曾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有关美国历史的书籍，且明确表示无论是由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资产阶级学者撰写的都要一并借回。

　　对于自然科学书籍的阅读也非常重视。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认真阅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著作。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主持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等工作的过程中，“夜夜黄卷青灯，常常通宵达旦学习阅读农业、机械、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

　　晚年时期，关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和基本粒子研究，也早已成为科学技术界的一段佳线日，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当他讲到核原理时，插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是这样。”“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思考后回答道：“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却从容地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后来的科学发现证明，此一论题的胜者，正是。

　　报刊也是的阅读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要是一天不看报就是缺点，三天不看报就是错误了。”认为，“报纸是活的历史，读它可增长许多知识”。

　　在的故居里，存放着近10万册藏书。有的书上有本人的亲笔签名，有的书上有的印章，有的书上还写有密密麻麻的批注文字和圈画的种种符号。

　　20世纪70年代，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仍然坚持阅读，“眼睛看不见了，就让人念；手拿不动书了，就让人举着书；精装本、平装本重了，就读大字线装本”。抓住一切时间读书，并且没有固定的看书的地方。比如在理发时，他一边看书，一边对理发师说：“你办你的公，我看我的书。”

　　读书是为了解决问题，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强调，在读书的过程中，要将书本内容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与党的建设的实际，与中国社会前进发展的实际，与读书人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等紧密地联系起来，要做到随读随想、随想随记、实想实记。

　　比如，在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时就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再次提出，必须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1942年，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更明确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键是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