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居之所，是为书房。书房养心，读书养性，人和书房一起生长，相互给予，自然勾勒，每间书房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灵魂。

　　贵阳网推出《走进名家书房》专栏，让读者得以一窥名家们的书房一角。他们的书房各异，有的规划整齐，排书有序；有的“杂乱无章”，书籍遍野；有的热爱收集，藏品丰富……在书房里，他们爬书山、涉书海，乐此不疲。走进名家书房，探寻阅读奥秘，品味人生故事。

　　学者、评论家，曾任《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副刊编辑，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北京评论家协会副主任。著有《梁启超传》《张恨水传》《君主立宪之殇》《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数十部作品。

　　走进解玺璋家时，他正埋首书桌整理黄遵宪大事年表，在素描纸上自己画出表格，把记录黄遵宪的相关时间、事件抄入相应表格中，他正在准备写《黄遵宪传》，这是漫长的准备期。旁边还摆着很多手抄的旧式卡片。

　　客厅有一面墙，整整齐齐一排靠墙的书架，里外两层码着书和文件盒，看起来很有年头了。解玺璋说，住进这所房子已十几年了，搬家前对书籍做了清晰的分类，现在这排书架上，有二十四史、历代笔记和特别多的年谱，还有早些年买的线装书。文件盒里收纳的是名家书信、朋友书信、读者来信和投稿，还有当年编副刊时，一些被领导批得比较厉害的大样等，以及各种戏票、戏剧海报、电影票、发票等。

　　很敬佩解玺璋等副刊前辈对历史资料的留存手法和运用能力，这是他成为学者型编辑的基本素养。回想自己当年也经手大量的书信、名家手稿等，但根本没有用心留存，如今已无所可寻。这些东西过去了就再也无法找补。

　　解老师的书房四周都堆满了书，他把近段时间研究的书都找出来堆放在手边，随时阅读、摘录，抄卡片。如今还用抄卡片这种传统研究手法的人已经很少了，但解老师一直保持着抄卡片的习惯，这么多年来抄了海量卡片。他觉得这是做学问的基石，工夫到家了，把卡片一排，大致的思路就出来了。

　　解老师拿出一本又一本工厂时期的读书笔记给我看，真是精彩的历史文献。他用不同颜色的笔，把不同主题、格式做清晰的区分。

　　解玺璋老师最初的阅读从中国古典文化开始，抄录和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线装书，另一方面，他的思想方法又深受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响，抄录和模仿他们的笔记和格言。

　　最终，解玺璋老师选择中国近代人物传记作为自己的研究和书写方向。这种古今中西的贯通阅读，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大格局的视野，而传统的抄卡片式研究法又让他回归到书写本身，整个书写过程，不仅是最终呈现作品，还梳理和留存了大量史料和研究路径，这是当下稀缺的学问本质。

　　在解玺璋老师的书房，看到一位读书人在学问之途的孜孜耕耘，真羡慕这样的阅读和学问人生。临走时，解老师拿一张旧卡片，题签“以书会友 风义长存”送给我，这张卡片我一定会珍惜，长存。

　　解玺璋：我的读书启蒙应该追溯到在北京第二化工厂的时候，当时初中毕业进入“化二”当工人，我所在的车间是生产硅材料的，要求技术水准很高，国家也很重视，所以，高科技知识分子特别多，很多中科院、化工大学的研究员和教授，我属于车间里文化水平最低的。但我们厂很重视青年工人教育，给我们办夜校。

　　车间的师傅都爱看书，并互相传递和交流书籍。但对我阅读影响最大的是陆俊师傅，他不是我们车间的，而是厂宣传科的，他来车间看我办的黑板报还有点样子，就有意培养我。我一开始背古诗、古文，都是他一句一句教的。他自己没上过大学，但他父亲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有家学，看的书很多。

　　他老带我去琉璃厂、隆福寺等旧书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很多旧书在旧书店的架子上摆着，没函套的都在地上堆着，像小山一样，特便宜。当时买了很多线装书。全套线装的《史记》，才四块钱，全套《昭明文选》才五块钱，《赵注孙子十三篇》才一块五，还买了《苏批孟子》，埽叶山房刊行的《陈龙川文集》，涵芬楼藏版《归田录》，《太上道德经笺注》等等，都一两块钱。

　　陆俊师傅喜欢中国古典文化，受他影响，我那时候主要看中国古代的书籍。把王力的那套四卷本《古代汉语》好好学了一遍。我的古文功底基本上就是在工厂那些年打下的。

　　后来我参加了厂里的理论组，有一个集体借书证，可以到首都图书馆借书。当时首都图书馆有一个“参考部”，就是内部借书处，一次可以借五种二十册书，每次背一口袋回来。那时候首都图书馆的线装书可以借出来，我每次都借线装书，把唐代主要诗人的全集都看完了，还抄了很多书，什么《论语》《孟子》《老子》《墨子》等诸子的书抄了好多，连注释都抄。我现在还保存工厂时期的大量抄本和读书笔记。

　　绿茶：感觉你一路是读古典过来的，应该是走古典学术这一路，怎么后来做了媒体，然后转向了近代史方面研究？

　　解玺璋：的确是，在工厂时就对古典学术有了浓厚兴趣，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的三个专业都是北大的，一是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二是图书馆系，三是考古系，当年北大要300分，我差几分没考上，也没填服从分配，就没上成。半年后，参加了78级考试，陆俊师傅建议我考人大新闻系。结果就被人大新闻系录取了。其实我第二志愿还报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我对山东大学也是情有独钟。我特别想学古典文献，却鬼使神差地学了新闻。

　　上了人大新闻系后，听方汉奇教授讲《中国新闻史》，讲到梁启超，对梁启超特别感兴趣，就跑到北京图书馆的报库，天天来看梁启超办的《时务报》《国闻周报》等，那时候，就在这儿读了一学期旧报，做了大量笔记，之后写了一篇论文叫《梁启超新闻思想初论》，正好学校搞学生论文竞赛，我就交了，还得了二等奖。方汉奇先生看了论文，主动跟我说，你毕业论文就写这个吧，没人像你这样把旧报纸一篇篇读过的。

　　绿茶：原来你的梁启超情结从这么早就开始了，难怪退休后，第一部大作就是《梁启超传》，写梁启超又经历了什么？

　　解玺璋：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晚报》，在副刊做文艺评论，写影评，剧评，大众文化评论等，后来读书就基本围绕着工作展开了，尤其是电影理论书、电影史方面的书。还有戏剧、文学、艺术理论等方面。

　　但对梁启超的兴趣一直没有间断，也没有停止过阅读梁启超。他的著作体量太大，没有这么多年持续的阅读，绝对没有勇气去写梁启超。这么多年来，梁启超对我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直到退休以后，有了充分的时间，才重新系统读任公的书，一点点重拾我在不同时期对他的认识。

　　这是一个巨大的坑，读得越深入越觉得深不可测，以前曾一度觉得梁启超的文学观点都是为政治服务，很不赞同。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他是有一全套体系的，根本不是当初想象的那样。他并不算长的一生，写了如此海量的著作，的确让人惊叹。

　　写梁启超对我的研究之路特别重要，让我更加系统、深刻地认识传记写作的难度和高度。如今，《梁启超传》已经印量十几万套，庆幸当初写作的用心，也算对得起那么多读者的信任。

　　解玺璋：写《张恨水》，我是有一个情结。不仅因为张恨水和《北京日报》的关系，还因为张恨水是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但很多现当代文学史对张恨水记录却很少。于是我写了一本《张恨水小传》，大概只有八万字。原以为有这个基础，再修订升级一下应该好写，但写完《梁启超传》以后，我对传记写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决定正经为张恨水写一部传记。开始读材料发现，关于张恨水的文学研究有一些，但关于他身世的却很少。

　　2013年和出版社签了《张恨水传》合同，到2015年还没动笔。后来有一次到张恨水老家参加一个活动，碰到一位谢家顺老师，他是安徽大学的老师，正在推广他的《张恨水年谱》，他送了我一本，我真是如获至宝。这个年谱对张恨水文章发表目录记录得特别详细，谢家顺用十年的时间做了这个事，他把跟张恨水有关的全国图书馆、档案馆都跑遍了，能找到的报刊都找到了。有了这个路径，我就到图书馆查旧报纸，重新启动《张恨水传》写作。

　　写张恨水还要感谢首都图书馆对我的大力支持，允许我看原报，通过一点点看旧报，拍了几千张照片，发现张恨水发表的很多小文章中，谈自己家世的特别多。就这样，我一点点把张恨水的生平和家世拼凑出来。

　　后来谢家顺老师又编了一套七卷本的《张恨水散文全集》，收录了张恨水主要的散文，这套书对我写《张恨水传》也帮助很大。有了谢老师的两套书和“首图”，2016年和2017年，大概用了两年多时间，终于把《张恨水传》拿下来了。

　　绿茶：《梁启超传》和《张恨水传》让您明确了传记写作的方向，您对传记写作有些什么样的体会？这种研究方法大概有些什么特点？

　　解玺璋：我比较偏重于史，现在很多传记最大的问题是材料不确实的太多。我写传记尽量做到都有出处，如果有多种出处和说法，也尽量都放进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对于材料的可靠性来说，我认为书信要比日记可靠。

　　除了日记和书信，年谱对写传记特别重要，年谱的脉络能让传主的形象特别清晰，写作中，要时时考察年谱，再根据年谱中提到的时间和事件，寻找相关的材料，就能事半功倍。我对做年谱的人特别钦佩。我的书房里年谱书特别多，基本上看到年谱都买。

　　当然，传主本人的文集和所有文章必须得看。传记的研究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阅读和掌握尽可能全面的资料，根据不同资料比对，才能更客观地呈现传主的真实性。

　　写传记是特别要小心谨慎的活儿，除了对材料运用要真实可靠，细心分辨，在引用资料时，也不能过度解释，尤其不能用今天的立场来解释当时的文献，尽量要回到当时的环境去体察传主的情况和感情，在写作中，我时刻警惕自己，要跳出来，不能陷入到当事人的情感当中。

　　我的研究方法还是最传统的“抄卡片法”，这一研究方法得益于《文史知识》杂志，当年，每一期都介绍一位学者怎么治学，我都抄下来，跟着学，一点点模仿，按他们的说法来做。

　　解玺璋：我正在做黄遵宪大事年表，准备写《黄遵宪传》。跟作家出版社签的是2023年交稿，这是中国作协发起的“百人传记工程”，我报了黄遵宪，这个项目已经出过七八十本了。我也是写《梁启超传》时有了写黄遵宪的念头，他俩关系特别好，黄遵宪相当于梁启超父辈的人，但他对梁启超特别好，他们之间有着很多交集和深入的交往。

　　我书房里堆着很多黄遵宪资料，一点点看，抄卡片，第一步先把年表整理出来，拉出清晰的框架，再把卡片内容一点点补充。我的传记写作，一开始都要先做这两步工作。

　　绿茶：除了中国古典文化，以及刚才谈到的几位传主，在您的阅读史中，还有哪些著作深刻地影响了您？

　　解玺璋：要说特别具体的影响，还有《马恩选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对我的思想方法特别有影响。他们的书我看得特别细，做了大量的笔记，划了很多重点，这些笔记我都还保留着。还有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特别喜欢，一遍遍读，记录了很多很多金句。

　　当时还特别爱模仿，模仿列宁的《哲学笔记》，我也做他那样的笔记。各种颜色分区，划板块，这样的笔记就特别一目了然。这个办法就是学的列宁。

　　我很感谢工厂那些年的读书生活，那些看似传统却深刻影响我的读书方法，如今在我的研究和写作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些年抄的书，记的读书笔记，也是我书房中最珍贵的史料。